《军统100人口述史》(743)
电报之三：
“伪中储钞，价值日高，推行渐广，长此根基益固，后患可虑。希即查明代该伪行兑换钞票之钱庄，予以破坏，造成恐慌，失其信用。（关镇兄纪明叩清寒申经渝）”
上文中，“关镇”是陈恭澍的另一个化名，“寒申”代表十四日申时。
这份电报仍然由桂涤非以“达”的化名“初拟”，但字迹漫漶，难于辨认。
陈恭澍的批示为：“暂缓通令已拟。清哿巳请示策霑九、廿”
陈恭澍批示的意思是——暂时不要下发桂涤非“初拟”的意见，他已经于二十日巳时给重庆发去电报，有所请示。
陈为何暂缓执行戴笠的指示，编者的“点评”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储钞因基金丰厚，价值日高，乃自然之现象，非暴力所能动摇，戴某竟一再企图破坏，甚至迁怒代兑之钱庄，彼独不忆今春因轰炸中储沪分行，而招致中中交农四行巨大之生命财产损失耶！”
从“点评”中所说的“今春因轰炸中储沪分行……”等语判断，这些图片及文字，都是沪一区出事的当时，就曾经在报纸上刊载过的，而不是单行本出版时后加的。
在全书的末尾，刊登了“作者简介”及陈恭澍的照片等个人资料。最“妙”的，莫过于一份陈恭澍亲笔书写的“招降书”：
“暗杀行为并不能拯救中国，因为这是天下最惨酷的事，也是人间最可憎的事。我们应该彻底觉悟，决不能以可贵的身躯，做戴某个人的牺牲品。我们要毅然脱出羁绊，坚定信念，努力和平建国运动，这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陈恭澍”
这份“招降书”也是影印刊登，对照前文陈恭澍在内部文件中的批示，可断定系陈亲笔无疑。
军统干部，落水的多了，但像陈恭澍这样又登报纸、又出书，大张旗鼓地落水的，还真是独一份，特别是这份“招降书”，可太要命了——有了这个东西，陈某的落水，就是铁案——任何时候，戴笠都可以枪毙他。至于最后陈恭澍不但没死，反而高龄善终，那只能说他运气太好。
不过，正因为陈恭澍没死，才更麻烦，因为他得想办法去解释，这没办法，既然他选择了写回忆录，《蓝衣社内幕》这件事必须面对，尽管这是个说不清的事。
我们来看看陈恭澍怎么能够把这件事给说“圆”了。
陈回忆说：“自从被拘禁在‘七十六号’高洋房后面的那间夹壁小屋后，经常有一份《国民新闻》可看。这份报纸是日刊，系由李士群所主办，也等于是‘七十六号’的机关报。每天一清早，服勤务的工友祁根发打洗脸水来的时候，他一定把报纸带来，其间也中断过一次，那就是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的两三天。”
陈恭澍说：“有一天，在《国民新闻》的另一版上，忽然又出现了一篇连载，书名是《蓝衣社内幕》，作者竟是我的名字陈××。”
陈回忆说：“一霎时，血往上冲，连脖颈子都胀红了，这个刺激，可真不小。一阵刺激过后，虽然明晓得他们是在有计划的、分步骤的断绝我的归路而藉名假托，可是又将奈何？与他们争执吗？还是不予理会？”
陈说：“我对于‘七十六号’用我的名字出版《蓝衣社内幕》这件事，几十年来，总是耿耿于怀，所以很想找个机会，表白一番。可是迨至最近，顿然醒悟过来了；那就是如果单纯的为个人作辩解，似乎已无此必要，不如话不离题，用以说明反间活动中的种种手段，或许更具意义。”
接着陈恭澍提了两个问题，并自问自答。
其一：“为什么他们（伪‘特工总部’）要出版这本书？”
陈恭澍说：“主要的是为了公开证实：我泄露了工作机密，谁都知道，‘泄露机密’乃是一行大罪，因而迫使我‘有路归不得’。其次，还可以起一点点宣传号召作用。再就是不致于赔掉印刷费。”
其二：“因何用《蓝衣社内幕》作为书名？”
陈恭澍说：“在那个时候，‘蓝衣社’三个字响亮的很，且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大家都知道‘蓝衣社’威力无边，堪使蛮横的日本兵和卖国求荣的汉奸退避三舍、闻名丧胆。可是对于‘蓝衣社’的内情，却又不甚了了。所以用《蓝衣社内幕》作为书名，的确是一记大好的噱头。”
说到这里，陈正好借机撇清自己：“话再说回来，如果由我主动写这本书，我绝不会以《蓝衣社内幕》当作书名，因为我知道压根儿就没有‘蓝衣社’这么个组织，而实际上，‘蓝衣社’这个名称，是日本人自作聪明，再加上以讹传讹叫出来的。”
陈恭澍说：“我们在沦陷区工作，每逢一件行动破坏案件执行过后，日本军方以及宪兵伪警，总是宣称系‘蓝衣社’份子所为：我们也只有暗中好笑，在心理上则以为，反正我们不是‘蓝衣社’，随你们叫什么都无所谓。久而久之，一提到‘蓝衣社’，所指的好像就是针对我们而言了。”
陈说：“再举个实例说，凡是沦陷区中的抗日活动，不管是由那个单位所领导，各地的日本宪兵队一律都说是‘蓝衣社’干的。于此又可见‘蓝衣社’是如何具有威力了。假若‘蓝衣社’三个字出现出一般政治评论中，那就不单单指的是特务工作了。总而言之，一个假想中的名称，居然煊赫到成龙成凤，那也算是‘异数’了。
说到这里，陈恭澍颇为自得地说：“不管从任何角度出发，当年为‘蓝衣社’打响知名度的，可以说与我所指挥的抗日行动必大有关连。换句话说，这也是众多同志们的血肉浇铸出来的。”
陈恭澍评价说：“这本书虽然以‘内幕’作标榜，在我来看，离着‘底层’还相隔甚远。可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尤其是蛰居上海租界许久，已经窒息得透不过气的人们，倒也觉得稀奇少见了。”
陈说：“书的主要内容，是描述几件‘行动案’的经过；与其说是‘经过’，不如说是‘梗概’则比较恰当。其中有一部份是发生在平津，一部份发生在京沪，这都是抗战以前——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的事。”
说到这里，陈再次撇清自己：“单就这一点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同志间谁也不敢谈论这些机密案件，所以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知道那么多。更明白的说，这本书里所写的，有一部份我知情，另有一部份我并不知情。试想，根本不知情的事，我怎么能写得出来？”
陈恭澍说：“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本《蓝衣社内幕》的最后几页，是认定戴雨农先生为‘蓝衣社’的首脑，对他有所月旦。”
陈说：“这本《蓝衣社内幕》的全部内容，也就仅于此了。不过，‘七十六号’为了断绝我的归路，既‘泄露工作机密’、又‘诋毁工作领导人’，两大禁忌，集于一身，我想这也足够了。”
说到这里，陈恭澍要谈到最关键的问题了：“这本书到底是怎么‘编造’的呢？”
陈继续说：“虽然不见得人人有此一问，可是因为书上用的是我的名字，所以我特别对此关心。假设这本书真是我写的话，如今事过境迁，我也无妨爽气的承认下来，大可以说是当时博取他们的信任而出此下策。不过，事实上，这本书的确不是我的手笔，为了明白真象，就不得不探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