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40)

回想起来，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是沪渝双方在上海为争夺金融权而杀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从1941年2月20日到4月16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军统沪一区和“七十六号”共制造九起血案，你杀我，我炸你，循环往复，没有了局。那也是陈恭澍在上海滩最为“风光”的时期，“辣手书生”的威风，多半是那会儿“杀”出来的。

然而，上海毕竟是汪伪的“主场”，僵持下去，终究是渝方吃亏，因沪一区的“制裁”是“突袭”，可一而不可再；“七十六号”却是明火执仗，想杀就杀，这样下去，渝方的“中中交农”四行人员，总有一天会被杀光！

无奈之下，“四行”只好“停业”，并请吴开先的“上海统一委员会”转报重庆，希望停止“制裁”行动以避免报复，同时托人向周佛海“转圜”。

最终，蒋介石于1941年4月23日令戴笠停止在上海针对“中储行”的“制裁”行动。

对此，戴笠很不满意，专门给蒋上了一个“条陈”，称：

“吾人停止对伪银行行员之制裁，此风声必定外泄，不仅影响我沦陷地区工作同志杀敌除奸之情绪，诚恐彼奸诈之汪逆精卫周逆佛海，将以之而向敌方与国际做宣传，今日中央对此事之处置，适中其奸计。”

——敢说蒋介石的决定“适中其奸计”，不知戴笠是不是给气昏了头了。

戴笠还指责说：“吾金融各方负责者，对沪‘四行’与留沪法币问题，不作彻底研究，两利相权必取其重，两害相权必取其轻之有效与善后之打算与应付，只知呈请钧座令行停止上海特工对伪银行行员之行动，作茍延残喘之图，真所谓鱼游釜中，燕巢幕上不知死期之将至也。”

戴笠断言：“我中中交农各行断难在上海再维持多久也。”

这一点，戴笠的预计倒确实很准，我们后面再说。

在《丨炸丨弹屠杀和重庆政权》中，称：“我们早就说过了，站在和平运动一边的同志，不是枪杆和丨炸丨弹所能威胁的，我们是在艰难因苦的环境中，向全国同胞阐述新的政治意识，由观念斗争上的胜利推动革命的进展。”

《丨炸丨弹屠杀和重庆政权》还说：“我们在痛心之余，只好加紧我们的努力，正如汪先生说过的话：‘不靠重庆的觉悟，凭我们自己的热血，和平运动也干得成功的。’在这种场合下，重庆的苦闷，便表现在它的政治阴谋，而恐怖阴险和恶毒的手段，反更巩固了我们的意志和信心。”

《丨炸丨弹屠杀和重庆政权》还提出三点意见，“请大众予以注意和讨论”：

第一：“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收回上海租界，因为上海租界至今还是重庆暗杀组织的据点，工部局既然无能肃清，则让给我们来干。”

第二：“我们要求一般民众，一致起来协助政府确立治安，肃清蓝衣社，以民众的自卫使阴谋行为无隙可乘。”

第三：“加紧观念的斗争，加紧建设的努力，使和平的意识和平的事实普遍到社会每一角，使重庆的独裁政治买办意识和非人道的种种丑恶形态，完全崩溃”

《蓝衣社内幕》单行本多出来的其他内容，是两篇“附录”：

“附录一”即编者所说、再版时由陈恭澍专门撰写的《关于力行社的一片一段》。这篇文章相当系统，详细介绍了“蓝衣社”（即力行社）产生的历史背景、组织体系、发展沿革等，还专有一个章节，介绍了力行社的“十三太保”。

——前面说过，陈恭澍并非力行社成员，仅是其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很难了解到这么详尽的力行社资料。因此，这篇文章，倒极可能另外有人“捉刀”。

“附录二”是《我所知道的蓝衣社——蓝衣社操纵的一段政治秘史》，署名为王天木。

王天木也不是力行社成员，因此他这篇文章名为写“蓝衣社”，实际上是在写特务处（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蓝衣社”就是特务处、就是军统），尤其反映了特务处成立之前的一些情况，尽管这篇短文非常零碎且许多地方语焉不详，仍不失为珍贵资料。

文章一开篇，王天木说：“由政治道德立论，蓝衣社是罪恶的。我于二十八年七月转变，后此的蓝社罪恶真象，当有他人直笔。前此的蓝社三大秘密，特别我是个中牺牲者，事尤关系中日问题的秘密，述之如次。”

以下，王天木用三个“事变”来阐述他的“三大秘密”：“由三民主义大侠团到东北事变”“由四维学会到西安事变”“由特务处到七七事变”。

“由三民主义大侠团到东北事变”一节说的是戴笠的“团体”成立之前的简要历史，所以王天木说：“这里是蓝衣社的始前一段秘密。”

王天木说：“蓝社之产生，初不啻是为的对日。”

接着，王天木说：“当民十九间，胡宗南军次开封，尔时，盗满中原，政尚招抚，今日的蓝社诸干部，际会风云，都来谋所发展。但胡之志趣，独沾沾在对日问题，于是挽我属稿，而以冷欣萧洒马志超陈质平等，秘密结了社，社名是三民主义大侠团。”

“三民主义大侠团”是早就存在的传说，令人吃惊的是，陈质平在“团体”中的资格居然这么老，看来此君之后的“发达”不是偶然的。

王天木说：“九一八数月前，团体要我秘密出关，蒐集对日之资料，归途留在平津，即分函胡及戴笠，警告事变之将至，自蒋以下，相惊伯有。”

“相惊伯有”属于生僻成语，出自《左传》，形容人无缘无故自相惊扰。联系上下文，王天木想表达的意思似乎是“犹疑不决”或“惊慌失措”，“相惊伯有”用在这里，并不甚恰当。

王天木说：“无何事发，应召入京，刘健群滕杰诸人来商，组织团体，共赴国难之必要，戴笠来商特工之必要。于是急回开封，解散大侠团小组织，于是乃有中央蓝衣社之发轫。”

“无何事发”的意思是说“没过多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在这里，王天木是强调他的情报很准，奈何蒋介石等人“相惊伯有”，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王天木说：“关于该社之事实，本文无暇赘述。现在所亟要阐明的，乃是我从彼时起，遂被戴笠占有，拖入罪恶之门，被迫工作，常驻平津。”

陈恭澍在“英雄无名”中曾说：“他（指王天木）是戴雨农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又几乎成为儿女亲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务处之前，早已合作多时。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们去北平早半年。此际，天津的工作已经是颇具规模了。”

——陈恭澍是1932年底从“洪公祠”毕业、并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的。往前推半年，是1932年6月左右，也就是说，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之后不久，王天木即被派到天津工作。综合陈、王二人的回忆，完全吻合。

“由四维学会到西安事变”一节，主要是回忆特务处和王天木本人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为，比如：

“我在军事行动前，首先进入西安城。我包庇过青年党，因而又混入他的参谋本部。我活动在陕甘大道上，使窗友代六十一军军长吴克仁，和胡宗南携手了，因而前方摇动。我使刘振东按住刘多荃。我们解决了王以哲，这就是所谓蓝衣社解决了西安事变。”

我们知道，王天木曾担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后被调回北平，但看他这段回忆的意思，是他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又曾潜回西安活动，且参与策动了“二二事件”，这一段说得云里雾里，有点“大言不惭”的意思，因此不再更多引述。

再看“由特务处到七七事变”一节，王天木语出惊人：

“以上所说的罪恶，都是蓝衣社特务处造成的，它在改称‘调查统计局’之前，收场造成一个七七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