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38)

刘原深回忆说：“陈先生不衫不履，模样有点儿憔悴，不过看上去精神尚佳。我们两手相握，心头沉重，而且五味杂陈，好半日说不出一句话。我年岁较轻，感情又容易冲动，见到了他如晤亲人，我所身受的诸般苦难及满怀壮烈之情一齐涌上心来，眼泪在眶中打转，几乎失声。的确，曾几何时，天地变色，我们竟在另一个世界中见了面，回溯往日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的情景，真是恍同隔世了！”

二人隔着“一张玻璃板的茶几”坐定，陈恭澍开口说：“你被捕之后的表现了不起，只是多受委屈了。”

刘回忆说：“无巧不巧，后头一句话，与万里浪方才所说的竟是一样声口，然而在我听来。这是上级用以慰问和嘉许我的话，其意义乃全然不同。”

于是刘回答：“没有什么，即便是死，也是该当的！但是……这回是怎么出的事？牺牲毋乃太大了！”

按：在这里，“毋乃”的意思是“岂不是”，语出《礼记》。不知当初刘与陈谈话时，原话是不是这样说的，因这个词也未免太有点“文绉绉”了。

陈听了，“无奈地摇摇头”，说：“此事说来话长，有点鬼使神差，以后再慢慢说。”

陈接着说：“现在我想征询你的意见，过去我们合作的很好，今后你是不是愿意跟我继续合作？”

刘原深回忆说：“他（指陈恭澍）一面朝我使眼色，同时我也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我却未作理会，演讲似的说了一大堆慷慨激昂的话；他赶忙用手蘸着茶水，在茶几玻璃上写了‘慎防窃听’四个字，又随手抹掉了。其实我知道室外无人，室内也根本没有装置什么窃听器，所以我并不在意。可是我顺着口故意大声说：‘我当然愿意。我愿意继续追随你！’他微笑说道：‘那就好，我已经向他们保证，你没有问题。’”

刘回忆说：“说到这里，万里浪回来了，他有意放重了脚步。好让我们听到。一进门，便哈哈笑道：‘怎么样？谈得很好吧？’不等陈先生开口，我抢着说：‘也没谈什么，诉诉苦而已。’他（指万里浪）转过头望望陈先生的脸，有点儿心照不宣地说：‘好吧，以后有的是晤谈的机会，现在我先送你回去。’他又将我送入大牢。我们路上都没说话，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他神情愉快，态度也特别客气。”

回到牢房，大家都很关心，汪福谦、平祖仁等都问：“陈先生现在怎么样？不是内部自由了吗？”

根据自己的判断，刘原深回忆说：“很危险，李士群虽然对他（指陈恭澍）颇为礼遇──也许想利用他──可是日本人和陈璧君、曾醒都不曾放过他。……什么内部自由？只能在厅里踱踱方步罢了。”

刘原深回忆说：“隔了两天，又找我到高洋房与陈先生相见。这回是在大厅里，陈先生坐在紧靠门口的一张写字台后，我则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眼前无人监视，但我们的谈话都很小声。”

据刘回忆，当时陈“试探地说”：“你看，你可不可以写封信叫仇淑英、杨铮他们来？最好叫毕高奎也来。上海区是完了，他们在外面活动已经没有意义。无人领导，也无经费来源，维持不了多久的。与其被他们抓了来，倒不如自己来的好……”

刘原深回忆说：“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猛然听了这话使我大感意外，也直觉地发生了反感；于是，我未加思索地就抗议道：‘不行！他们每一个人都属于团体的一员，各人有各人的身份和任务，我们维护之不及，岂可平白的牺牲；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力。再说，我个人自从被捕以来，拼了老命不要，瞻前顾后，费尽心血，吃苦受罪，为的是什么？无非是为了保卫组织和每一位同志的安全！我不能为德不卒，我不能这么做。’”

据刘回忆，当时陈“表情木然”，过了半天，才“失望”地说：“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不过，我得告诉你，这是他们的意思。”

刘原深回忆说：“事情到此，似乎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看陈先生一脸的无奈，我告辞出来，由吴顺生送我回大牢。我觉得这次见陈先生有些个不欢而散的味道。”

在回忆中，陈恭澍也曾提及与刘原深的会面，但他将两次见面合成了一次，不知谁的说法是准确的。陈回忆说：

“万里浪的鬼主意真多，他又来磨蹭着（对）我说，关在大牢的这个想要看望我，那个也有话要当面对我说，大家都是老朋友，如果想会见哪一个他都可以办得到。他还假正经加上一句说：‘你们尽管谈你们的，我绝对不听。’我想，也好，藉这个机会来通通声气，也没什么害处呵。”

陈还说：“‘英雄无名’全书的校定者刘原深先生，就是我第一个想要见的人。他此刻仍关在‘七十六号’大牢里，距他被捕已经有四个月了。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自从失事被关，落入匪手之后，熬过多少次的严行审问，始终连一句不利上海区的口供都没有吐露过；不但如此，他仍然运用他的意志力量，联系着、指导着潜伏在上海地区的工作同志们。”

陈恭澍说：“据悉，他在被囚之后与伪方周旋奋斗的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已经大大地出了名，被‘七十六号’视作了‘眼中钉’。同时，局本部也来电表示对他的关切。这就是我绝对信任他、惦记他第一个想要见见他的原因。所以我提出来要和他见个面。”

据陈回忆，万里浪听了，“摇头作个苦笑”，说：

“这位老兄既倔强又狡猾，一点都不合作，我们请他来简直一无所获。而且，他在牢里极不安分，花样百出，搞得我们非常头大，他把我们完全当作了傻瓜。”

万接着说：“我也料得到你想见他，既然说了，当然不成问题，回头我就去找他来。”

对于“见面”的经过，陈恭澍说得非常简略——在“英雄无名”的第四部当中，凡是比较“难堪”的场面，陈都是这样处理的；凡无关紧要的事情，陈都写得很详细。

陈回忆说：“我们是在高洋房的客厅会面的，万里浪和‘七十六号’的人故意避开，没有一个在场。为人防人偷听，我一面大声说‘反话’，一面用手指头蘸水在桌上写字，写得不多，因为又怕被他们暗中在监视。”

陈恭澍多次说过，刘原深就是“英雄无名”的“校订者”；而且，我们所看到的刘原深的回忆，全部由“英雄无名”转载，有些内容，明显是应陈的要求写的——不知道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一些“难堪”话题，陈、刘二人曾经做过怎样的讨论——或者双方达成了默契，即各写各的，不强求统一。这一点，陈恭澍倒是做到了他所说的“是甚么就是甚么”。

关于这次见面的后果，陈恭澍回忆说：“不好了，原深回到大牢之后，利用他已建立的传递系统，写了一张条子，通知‘内交通’仇淑英等数人，关照他们风声紧急，务必暂停活动，谨慎行藏。出事了！不料仇淑英等又因他故被捕（也绝不是传递系统的失察），竟在仇小姐的身上搜出原深送出来的字条。”

陈恭澍说：“这可糟糕了！原深就此被打入南市大牢，受尽折磨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