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37)

就在“寿宴”之后没两天，陈恭澍在“高洋房”会见了一个老部下，他就是刘原深。

前面说过，1941年10月下旬，刘原深忽然产生了“山雨欲来”的“第六感”，刘说：“它彷佛提示我上海区即将发生重大灾变。”

刘回忆说：“时令已进入十月底，天气渐寒，打赤脚着木屐，一早一晚已感到脚冷。忽然醒悟，我被捕迄今快满四个月了。”

刘原深说：“一连几天几夜，七十六号上上下下，都显著紧张忙碌、神秘而又兴奋。我发觉气氛不对，这象征着他们有大事发生，也可能是‘工作’上获得了一次大丰收；放风暂时停止了，平祖仁的‘学生子’张萍也少来了，铁门外值勤的武装警卫似乎特别神气，连每早按时来点名查号的看守所职员老马，也掩不佳脸上透出紧张的喜色。倒不是我神经过敏，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形是瞒不了人的。我烦躁不安，心里大大犯了嘀咕。”

到11月3日晚，“七十六号”的警卫队队员钱金生来找刘原深。

钱金生、郭福岭二人，都是刘原深在“七十六号”中发展的“运用人员”，在回忆中，刘介绍说：

“郭福岭，三十二岁，山东掖县人，行伍出身，一直跟着石云志当兵，现充警卫大队第一分队第一班班长；同乡观念极甚浓厚，是个恩怨分明的人。钱金生，二十一岁，上海人，徐汇中学肄业。家贫失业，因与第三分队长张萍为近邻，乃由张引进并拜张为‘先生’，才得当上一名警卫队员，张是吴四宝的‘学生子’，所以他也算是吴的徒孙辈了。其实他是一个很纯洁的青年，进入七十六号是情非得已，而且心实不甘。”

刘原深还说：“上述郭、钱二人，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由于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已非同寻常了；简单地说，他们是经过了我长时间的观察、鉴选，利用他们深夜在囚室门外值勤的机会，进行了解、沟通和考验，才分别吸收成功的运用人员。当然，我知道他们的作用不大，可是我没有机会去接触更重要的对象，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钱金生带来的消息，极为惊人：“出事的是蓝衣社上海区，绝对错不了。总负责人名叫陈公树的也抓来了。这件案子已经闹翻了天，听说李先生（指李士群）就要从南京赶回来，因为事情太大，万处长他们处理不了。”

刘原深听了，立时感到一阵眩晕，他回忆说：

“听了钱金生的报告，我顿时呆住了，但觉脑子里嗡地一声，就一片空空洞洞，几乎什么都不会思想了。他的报告虽然简略，可是从他一个外行人口中能说出‘上海区’的名称已经足够证实出事的果然是我们无疑了。”

在回忆中，刘原深特别为陈恭澍惋惜，他说：

“而陈先生本人的失事，恍如晴天霹雳，令我震骇莫名而又不可思议。谨按陈恭澍先生主持上海工作才止两年多，时间不能算长，可是在他强有力的领导下，同志们全体用命，各项工作都有了极大的突破，特别是杀敌除奸，声威大振，使敌伪丧胆，陷区民心兴奋，影响所及，有助于抗战前途者实甚巨大。”

刘还说：“陈先生在上海，运筹帷幄，行藏谨密，除少数特殊工作关系人及内勤部门三、五高级幕僚而外，包括本区全体同志在内，几无人认识其面目，亦无人知其身份与真姓名，现在居然也由钱金生口中说出来，证明他的被捕已是铁的事实；究其被捕的原因何在？七十六号又何以能知其为陈恭澍？殊令人百思不解！我痛惜本局多年来惨淡经营，根基深厚、组织庞大、力量雄伟、工作效率奇高的上海区遽尔毁于一旦；也为失去一位有作为、有担当的领导人而深致扼腕。”

刘原深特别强调说：“在私谊上说，我更十分担忧陈先生本人生命的安危，因为早在二十七年他奉命在河内制裁叛国的汪精卫不幸失败，而误毙了曾仲鸣，这笔帐在汪本人及汪妻陈璧君、曾仲鸣的姐姐曾醒等都一直记着。如今陈先生竟落在他们手上，在情在理势必杀之而甘心，是以我欲哭无泪也。”

刘原深痛惜地说：“我自被捕以来，拼了命的维护组织的安全，我所付出的心力及一切的牺牲至此全部落了空！譬如救火，我冒死抢救，被烧的焦头烂额，仅余残息，结果整座房屋仍然未免付之一炬，试想这种心情又岂是惘然二字说得尽的。”

刘原深回忆说：“忽忽过了十来天，‘上海区’被彻底破坏已成定局，案情渐渐公开明朗了，书记齐庆斌先生、电台总督察张作兴先生，及其他内外勤同志多人都被抓进来，究竟孰先孰后，一时也弄不清楚。听说陈先生被拘禁在高洋房的一间小屋中，但李士群、万里浪等表面上对之颇甚优礼。此事伪方将作如何处断，自是言之过早；而陈先生本人的态度又如何，也就是说他将何以自处？也大费思疑。”

刘分析说：“我想，今日之局，已经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以陈先生参加革命工作的历史、在团体中的资望，及其个人的智慧、能力与经验一定比我看的更明白，也一定有他的自处之道，无劳我去瞎操心，不过，事不关心，关心则乱，晚上我睡不着觉，总是左想右想，诸般悬揣。”

刘原深认为，陈恭澍的“自处之道不外如下三条路”：

第一，“不甘受辱，断然自裁”。对此，刘认为：“我们不怕失败，重要的是能在败中求胜利，死中复活，在可能范围内必须留此有用之身，忍辱负重，以另一种面目，另一种方式来继续奋斗。”

刘还说：“站在我们的工作立场来说，一经挫败，便求一死，那是属于一般世俗的观点，实不足为训，所以我不希望他这样子做。”

第二，“苟全性命，屈膝投降”。对此，刘认为：“陈先生是革命中坚，又天生一副‘钢针尽折不为钩’的个性，我坚信，除非他如我所想的‘将有所为也’，否则他是宁死不屈，断断不肯作‘降将军’的！

第三，“虚与委蛇，进行反间”。刘原深说：“我了解陈先生的性格，他是决不会就此甘心的，他会深藏不露，虚与委蛇，进行他的反间大计。可以逆料，这段过程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自必危险重重，万分的艰难，但是我们一贯的工作精神，就在于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敢为者的，以陈先生的坚苦卓绝，实优为之也。总之，我觉得只要陈先生活着，亦犹上海区仍然活着！”

刘原深很快就得到了答案——万里浪来找他，“满面春风非常热情”地与刘握手，说：“真是委屈你了！”

刘感到“愕然”，敷衍说：“那里，那里。”

万接着说：“陈先生的事你是知道的了？”

刘点头表示认可，万随即说：“过去的事不必提啦，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你马上就可以恢复自由。这几天陈先生一再要求想见见你，现在就请你过去和他谈谈……”

刘原深一边走一边想：“不知道陈先生是怎么跟他们谈的，这么快就妥协了吗？相信陈先生的表态和谈话内容都极有深度，可是他们也不是傻瓜，就如此容易取信，容易欺骗吗？”

刘回忆说：“万里浪引着我走入大厅右侧的一间起坐室，见到了陈先生。他又笑着说：‘好了，你们好好的谈谈，我还有事，不奉陪了。’随后就真的走了。”

接下来，陈恭澍所表现出来的，与刘原深的判断，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