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32)
陈恭澍说：“大小姐萧淑英，人家都叫她萧大姐。她先生陈植琚，湖南湘乡人（一说是浙江杭县），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毕业，曾任上海邮电检查所检查员。抗日战争初起，周伟龙区长调派陈植琚为‘上海大场地区战地工作组’组长，开战未久，陈不幸即被敌机炸死于战场，尸骨无存，是为萧、陈两家牺牲于工作之第一人。陈去世后，遗有二子，均在稚龄，萧大姐不但抚育遗孤长大成人，也继承陈君遗志，仍为团体效命。”
文强的“策委会”成立之后，即以萧淑英为交通员。
陈回忆说：“二小姐，不知其名，虽未正式参与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却多次利用她婆家开设于上海南市的米店，作为工作上的掩护。其间，因上海区本身迭次发生事故，多少也影响萧二姐的婆家受到连累。这在既无职守，亦无薪酬的情况下，实在难得；而他们从来连一句怨言都没有。”
按：据文强在回忆中说，萧家二小姐叫萧玉英。
陈回忆说：“三小姐萧杰英，年龄最小，均以三妹呼之，她就是上海区所属联络站之一的负责人，也曾做过内交通站的主持人。当时的萧三小姐还待字闺中，与老父、大姐住在一起，所以家就是‘站’，‘站’也就是家。三小姐聪敏过人，也颇有胆识，随机应变，尤其所长。她为上海区前前后后应付过许多变局，均赖以化险为夷，得力干部也。”
在回忆中，陈还说：“上海区设有许多交通站和联络站，由萧杰英小姐主持的这个联络站，只是其中之一，该站的任务，除联络‘第三行动大队’外，还与忠义救国军方面保持固定的联系。”
关于萧焕文的两个儿子，陈恭澍回忆说：
“萧复权，上海光华大学毕业，曾任‘忠救军’上海办事处秘书，后调为上海区直属通讯员。我在萧家见过数次，但未深谈。抗战胜利后曾任淞沪警备总部稽查处课长；来台后任职警界，历任外县丨警丨察局长有年，据闻现仍供职于台湾省政府，我们已有多年不见了。”
按：陈恭澍的回忆不太准确，抗战胜利之后，重组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萧复权任沪西稽查所所长兼稽查大队第七大队大队长。
最后，陈恭澍写到萧家最小儿子萧张权，他说：
“萧张权，是萧家的小弟弟，在郑修元先生的手记中，他是上海区第七行动大队长；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应该是第八队才对。前此，不是提到请蒋安华同学推荐一个人，预备扩大行动编组，再成立一个队吗？后来，他就建议我擢用萧张权。为什么说是擢用呢？因为张权年纪太轻，资历不足，可是他却勇猛非凡、胆识过人。我认为能具备这些条件，已经难求，就报上去请任为队长而获准了。”
陈回忆说：“萧张权，当时年不过二十四、五岁，未婚，有浓厚的政治意识，无一般都市青年的不良习气，纯真得十分可爱。因为他年轻，缺乏的是一点阅历。上海区第八行动大队的成立，得力于蒋安华的协助不少，同时，蒋同学也诚挚的给予萧张权许多教导。”
陈恭澍说：“我赋予第八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上海地区外围各铁路线的破坏活动，尤其是京沪沿线。其设想，是因为在上海市区以及两租界，已有好几个行动队的力量，足堪应付；事实上很需要多作分散的部署，以扩大工作效果。是在二十九年间，上海区指令第八队派员以上海至苏州段先作侦察活动，目的是在复勘破坏目标。”
陈回忆说：“殊不知张权他自告奋勇的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了。事后得知，他是先搭火车到苏州，然后再往回走，可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点发生了意外，竟尔音讯杳然，一去不还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总在半年以上，才证实他已惨死于苏州日本宪兵队之手。照萧张权先烈的性格，以及他的尽忠职守来看，很可能是在坚不吐实的情况下，受尽折磨而杀身成仁的，其壮烈可以想见。”
最后，陈恭澍说：“以上是萧家一门忠贞，萧焕文老先生和他的二子三女一婿为我们的工作所受的不幸遭遇，最凄惨的是长婿陈植琚、幼子萧张权都牺牲得连遗体都无有了！”
通过陈的叙述，不难看出，通过萧焕文一家，将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策委会”及沪一区这三个军统的潜伏机构连到了一起，在地下工作中，这是大忌。日后沪一区出事，波及“策委会”，是必然的事情。
在文强的回忆中，对于萧家的回忆，完全是另一种笔触，他说：
“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萧焕文，全家老少幼共计七口，全部被捕。他有三个女儿名淑英、玉英、杰英；两个儿子，名复权、张权（张权在策委会作交通，早于半年前就失踪了）；另有一名是大女儿淑英的儿子，再加上女儿的一个姘头，所以说是老少七口全家被捕。萧氏一家，除了办忠救军的事外，他的三个女儿和儿子、外孙都是军统沪特区的交通员，其中以杰英为总交通，全家的收入是很可观的。”
文回忆说：“更连累得宽的，是萧杰英对军统潜伏在上海的许多特务的住地原先并不全知，特别是电台人员，几乎是绝密的不让人知道住地，但无论怎样绝密，总瞒不了她这个总交通的联络来往，所以她一被捕降敌后，军统沪特区的人员就被一网打尽。”
文强后面叙述的事实，完全出乎意料：“萧氏一家既为日汪立了这样的大功，因而也就受到了特殊的宠遇，获得了一笔优渥的奖金；汪伪特工还要萧焕文想尽心计来诱捕文强等人网。此计不成，他就自请带着大女儿淑英到广德忠义救国军总部去策动该军代总指挥周伟龙归顺汪伪，许以军政部长的高官。不料被我们的潜伏人员密报泄漏了‘天机’，待萧到达广德总部时，重庆早有来电，立即将其父女两人扣押解渝，一直关押到戴笠坠机死后，才释放出来。”
文强还说：“萧出狱后，还暗中大骂文强不讲乡谊，使他父女坐牢四五年，深悔不该去广德钓‘大鱼’云云。这是后来军统军法处长沈维翰告知于文强的。”
——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萧家父女还能保住命，且没有影响大儿子萧复权的“前程”，以此来看，军统局还算“宽厚”。
文强说：“军统在上海苟延残喘的漏网单位，‘打’的一套全部崩溃；‘拉’的一套，尚存在的是以文强为首的策委会。另外有一个由军统局派出的名曰‘中央会计室’的小组织，这个室只有男女两人，男的称‘娘舅’，名郑肇武，浙江江山人，原是戴笠家里的长工，粗识文字，经多年培养，一直管金柜；女的自称为‘外甥女’，湖南邵阳人，是军统局临澧特警班的高材生，名蒋志云，她以在上海法学院念书作掩护，担任出纳，跑银行取款，为军统所属各单位送经费，他们的住址只奉命批准让文强一人知道，地址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某号。”
蒋志云，1913年生，湖南邵阳人。
1935年，蒋志云毕业于湖南省立二中，没考上大学，后入临澧特训班，又入黔训班，专攻经理科（财会）。
毕业后，蒋被派在湖南站工作，后到上海工作，公开身份是上海法学院经济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