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31)

太平洋战起

沪一区垮台之后，军统局在上海的潜伏力量，除了姜绍谟、陈祖康的沪二区之外，还有上海统一委员会下设的“策反委员会”，简称“策委会”，主任委员即文强，他的副手是军校三期学长沈忠毅。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文强说：“‘屋漏何堪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这两句话，正是上海统委会、策委会以及军统在上海组织机构总垮台的写照。”

此时，沪一区刚刚出事，文强说：“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因人事股长桂某某的投敌拥汪，交出了组织和名册，在陈指挥下的两个行动大队，凡名册上有名的，一个不漏地被汪伪特工捕获，区里面的工作人员，当然也成了瓮中之鳖，沪特区共被捕的有一百余人。陈恭澍平日自称硬汉，他是前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投敌拥汪后，特别自平津区的岗位上南调的，谁料到他一被捕，还没有见到汪精卫的面，就先见到了军统一批已经投敌拥汪的大特务，如傅胜蓝、钱新民、廖公劭等。”

文强说：“这些家伙对陈大摆老资格，在他们的威胁利诱下，陈竟无耻的说出：‘对汪先生和平救国反共早有深体神会，蒋先生、汪先生都是为了救国大计，识时务者为俊杰，两先生的救国主张，当然是汪先生英明。’等等一派胡言乱语。”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文强深感危机四伏，他回忆说：

“大约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三个月前的事，我昼伏夜动在租界过着人鬼难分的生活，与日伪情报和行动人员周旋。在这生死搏斗捉迷藏式的生活里，连自己一出门，惊险难测，能不能再安全返回也是没有信心的。我几乎死在八仙桥的锦江饭店，也挨过在湖南餐馆的一击不中。也有过一次在沧州饭店死里逃生。还有一次被绑架到百乐门舞厅，如果没有洪门大哥高汉声与龚春圃见义勇为来营救，早已成为日伪刀下之鬼。”

文回忆说：“这次生死关头，我很冷静，但也咋舌不安，当我痛骂痛数奸佞的罪状时，高龚两位洪帮大哥是不期而遇；他们之伸张正义，拍桌打椅随着我一同痛骂痛责，迫使奸佞的头头不能不释放我。两君陪同我回租界时，三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这时，文强收到戴笠发来的一通电报，文回忆说：“1941年秋，军统在上海的组织被日汪一网打尽，只留下策委会这一组织幸存，戴笠深感情势严重，从重庆发电报给文强，限令立即通报全体工作人员，说什么：‘委座得报仁棣及全体爱国志士，坚贞卫国，出死入生，党国柱石，民族精英，前赴后继，杀敌致果，以竟全力。特电嘉慰，望一日一电，报以平安……戴笠转奉某电’等字样。”

文强回忆说：“文强明知是假传圣旨，在当日危急情况下，为了稳定人心，也只得以假乱真，向部下们作了传达，并立刻代表大家写了呈复电稿拍发：‘转奉某电谨悉，此间情势紧急，深蒙鞭勉，万一不幸，为国牺牲，义无反顾’等语。文强将戴笠假传圣旨的来电，强令工作人员读熟背诵，悬为座右。还亲自用楷书，抄写文天祥《正气歌》多份，分送给工作人员，规定不许去娱乐场所，宁可在室内以麻将牌为戏、不计输赢等等约束的办法。”

在回忆中，文强特意提到了一位“可敬的爱国宁波保姆”：“她是雇佣而来的，机关上的人都称她作陈妈。1941年秋，会计员马仁湛，公余好学，请准入上海法学院半工半读，不料被汪伪76号的特务发觉，将其逮捕，并闯入静安寺路统一里某号机关查抄，目的在搜捕文强、沈忠毅诸领导人，适逢文已转移，沈夫妇外出，正当彼等闯入查抄时，陈妈沉着应付，眼明手快地将机关人员薪饷名册抛入已被特务查抄过的门帘半悬的夹缝中，使查抄者一无所获。否则这本账薄落入日汪特务之手，将不知会酿成如何的灾难？”

文还说：“陈妈平日只知同ju者是重庆来的客商，并不知有其他内情，如此出于爱国仇敌的义行，是应该称颂不忘的。”

另据文强说，马仁湛被捕以后遭到酷刑，但坚不吐实，最后两条腿均被打断，造成终生残废。许多年之后，文被特赦时，马还曾坐着轮椅来看他。

此时，更大的危机出现了——“策委会”委员萧焕文叛变。

在回忆中，文强曾介绍萧焕文的情况，说他是“湖南湘乡人，警官出身”。

萧焕文是军统局在上海的“老资格”了，早在周伟龙任上海区区长、兼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时候，萧焕文就是办事处处长（负责庶务）。沪战失利后，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办事处转入地下，并改为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仍为萧焕文。

戈士德回忆说：“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萧焕文以后迁到萨坡赛路，三楼花园洋房，仍以住家为掩护，老太太为特务处开山干部之一的徐为彬之母亲，上海洋场，没有户籍，没有查户口，伪装家人中，彼此身分来历，不需要准备假口供。”

“徐为彬”即徐亮。在回忆中，戈士德还谈了当年办事处的一些“轶闻”：

“办事处有译电员多人，其一女性名潘秀英，全国各区站译电员均由特务处派遣，只有此女就地雇用。……上海人办事处军需钱信悦，浙江嵊县人，对潘女颇有兴趣，潘女与徐为彬母亲合住一房，据徐老太太说，潘女睡在床上，钱坐在床前，与其谈话，看见其手伸入被中，从前男女之防较今为严，如此接触不免引起老年人大惊小怪。”

前面说过，1938年11月29日，周伟龙为租界所获，潘秀英亦被捕。戈士德说：

“法租界捕房以提篮桥监所二楼监禁周伟龙和办事处同人潘秀英等，周伟龙潘秀英两人即在狱中勾搭起来，每人一室，隔离监禁，放风时有接触，但众目睽睽，不好说什么，只有托看守巡捕以文字示意，巡捕亦好玩，将其情书遍传各牢间，让大家先睹为快。中有名句：‘大家养精蓄锐，出去大干一场。’”

在陈恭澍的回忆中，曾以浓墨重彩介绍萧焕文及其一家，并形容为“满门忠贞”。

陈恭澍说：“当上海区前任区长周伟龙（道三）兼任忠义救国军办事处主任时，萧家就是‘忠救军’的联络处所，因而与‘忠救军’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都有关系。笔者接任上海区区长后，也就乘机利便仍藉此与‘忠救军’维持半公半私的关系。自道三兄接任‘忠救军’总司令后，此项关系就益加密切了。因为我和道三兄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同班受训期间，大家相处得不错，曾互作诺言，愿在事业上通声气、求合作。”

前面多次说过，周伟龙性情乖舛，与任何人都极难相处，谁都讨厌他，唯独陈恭澍自称与他“相处得不错”，还打算“在事业上通声气、求合作”，这当然又从另一个方面表明陈的为人处事确有其独到之处；更重要的，说明周伟龙与陈恭澍二人，在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周是“外化于行”，陈则是“内化于心”。

陈恭澍说：“萧家的家长萧焕文老先生，湖南人，抗战前，曾在上海市丨警丨察局工作，抗战后，周伟龙任‘忠救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时，即主持对‘忠救军’之联络。萧焕文老先生三女二子，都与军统局的工作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