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100人口述史》(727)

当天，戴笠以《淬砺忠勇精神，争取崇高荣誉》为题，发表了演讲，他首先说：

“本局像今天这种大会，不常举行，每年除‘四一’大会中要奉行欢迎忠勇同志的仪式外，仅在去年八月一日举行过一次欢迎各沦陷区忠勇同志归来大会；所以，今天举行的欢迎大会，算是第二次。”

说到这里，戴笠特别解释说：“此次的欢迎会，原定在午后四时举行，现在是八时三十分，延迟了四个半钟头。为什么时间会延误呢？因敌机袭扰的关系；我们的工作目的主要在对付敌人，决不因敌机的袭扰而停止会的举行，否则便是达到倭机屡次袭扰的企图，反使敌人遂意。”

戴笠说：“今天正午敌机袭渝的时候，本局的某地同志曾经有数人死伤。大家以为正当该为死者志哀的时候，不便再举行这个个盛大的欢迎会，其实这种见解是消极的，我们所以依然要举行这个欢迎会，主要的意旨是欢迎忠勇同志，正即以淬砺大家忠勇的精神，激励生者，即以安慰死者在天之灵。何况这些由沦陷区归来的忠勇同志与敌人奋斗内心的惨痛和斑斑的血迹，无一点不令我们钦崇感爱，值得欢迎！死者已矣！悲悼也是无益。”

——在当天被炸伤的人当中，就有还没来得及到“甲室”报到的陆乃诚。

陆回忆说：“八月十一日是欢迎上海两同志脱险回来庆祝大会。我正在人事室准备办交接，忽听有人说‘警报！警报！’抬头一看，人往外跑，刘钦礼和我跑到办公室后面廊子里，站在脸盆旁边，看天际，不见飞机，但闻轧轧声响。”

陆乃诚说：“刘先生蹲在我的左腿旁。他扯我的裤脚管说：‘快蹲下。’一言未了，我已被弹片击中躺在刘先生身上，头部流血，晕迷不省人事。稍时醒来，但见树上光秃秃的没有叶子，遂又晕去。又醒，几位同志抬我，后面有人跟着，似在山路半途，再晕去醒来，躺在床上。如此二十多天，住在中山医院。”

此后的事情，都是事后陆乃诚听别人说的：

——“人事室张同志”说：“你头炸伤，流血不止，脸盆架上的一条毛巾不移，换了好几条。”

——“辅仁耿同学”说：“你受伤时，戴先生正与外事班同学口试，他说：‘先送医务所，如治不好，可以坐我的滑杆到歌乐山中山医院，我写信给沈克非院长务必救他的命。’送医途中，又遇日机轰炸，把你放在小树下，我们也躲避起来了。飞机去后，大雨滂沱，看你手脚发抖，好容易到山里人家，借了旧衣取暖，真是多灾多难。”

按：沈克非是浙江嵊县人，1931年在南京创建中央医院，著名外科专家。

很显然，因戴笠紧急处理中午的死伤事件，不得不推迟了“欢迎大会”。在讲话中，戴继续说：

“各位同志，我们默念着已死的先烈，对着这些归来的忠勇同志，惟有发愤图强，激发我们的良心血性，以热澎澎之血，赤裸裸的心来纪念他们，欢迎他们，并且要淬砺精神，团结亲爱，以报此国仇家恨。我们这一群是革命最前线的斗士，在这国难万分严重存亡绝续之交，必须更加奋发，更加努力，以良心血性来救国家救民族！”

在讲话中，戴笠还说：“新近由美国罗斯福总统派遣来华的××，在抵达重庆之后，曾经向我的一个朋友说：‘我初次到贵国来，所见所闻，证明贵国是在突飞猛进，凡是我从前在本国所知道的，今天都在事实上得到证明。耳闻不如目见，贵国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真是敬佩之至：我要向阁下问一个人和一个团体，就是在戴笠先生领导之下的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而工作极有成绩的团体，请详尽的告诉我。’”

戴笠讲话中提到的“××”，应该是指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此前的1941年7月20日，拉铁摩尔曾与蒋介石“晤谈”。

不过，拉铁摩尔是不是与戴笠的“朋友”说过上面那一番话，就无案可稽了。

戴笠说：“前天，这位友人将此事的经过向我谈及，我对这件事的答词既未谦称‘不敢当’，也未承认说是‘我们实在不错’，只是说：‘承蒙美国友人对我个人及所主持的这一个部门加以赞誉，非常感谢。’”

戴继续说：“国际友人对我们有深切的认识，并赞许我们的工作部门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我们确曾常常如此想，并且常常如此做，我想凡是本部门的工作同志，以定可以达到这种期望。我们现在检讨自己，是否合乎上面美国友人所称誉的话呢？我可以恺切的说一句，在国民政府之下的各部门，我们实在是最坚强的一环，令天在敌机狂乱的袭扰之下，能够举行盛大的聚会，或许只有我们这一个部门。”

戴笠说：“今天某地被敌机袭炸，同志中有人被伤害时，在敌机还未离开上空之际，即为其他同志冒极大的危险奋勇抢救畀（避）走，这种忠勇亲爱的精神，令人感佩，与今天被欢迎的忠勇同志之忠勇奋发，并无二致！”

最后，戴笠说：“今天被欢迎的忠勇同志，一致为我们崇敬，一致为我们钦仰，即已获得荣誉，无忝于做一个革命斗士。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在大轰炸中来欢迎他们，就是由于他们忠勇奋发，能够仰体领袖意旨，不避艰险，不怕折挫，轰轰烈烈地达成了他们的任务。现在我们以热澎澎的血赤裸棵的心来欢迎从沦陷区中归来的忠勇同志，并且要效法他们忠勇的精神奋勇前进。”

相比于戴笠以往的“精神讲话”，这晚的讲话很短，也许是戴知道当天的主角不应当是他，也许是惦记着受伤的陆乃诚——陆的伤势非常严重，大家已经准备给他办后事了。

后来，“办总务的张同学”对陆乃诚追述说：

“住院的第二天，是最危险的一天，你的脸发黑，口吐白沫，我在重庆订了一口大棺材，但是找不到大号的寿衣，又买了白绢一匹，你喜欢文艺，死了缠身，也便涂写。”

陆乃诚伤在头部，因此胳臂腿虽齐全，却不听指挥。他回忆说：

“（我）受伤流血过多，就口干想喝水，病房里半夜醒来，床右一几，有茶壶茶盏，右半身不能动弹，左手颤抖不已，挣扎时壶盏落地，人晕倒在地上。护士看了，反而把我的右手用纱布缚在床铺栏杆上，自己不知道此刻的严重性。”

陆乃诚说：“一个多月以后，（我）渐渐能吃东西、学坐、学站、学走路，医院通知出院，暂住缫丝厂上面三间房中之一，每天有人送饭。一天何芝园先生奉戴先生命看我，有意送往成都请外国医生治疗，并带来美国制维他命一瓶。过两天，受训时的指导员傅有权先生看我说：‘香港玛丽医院设备不错，能够到香港是上策。’”

陆回忆说：“不知此意是谁报告戴先生，一日半夜，有人叫我穿衣、上滑杆、下山转搭汽车到重庆。照料我的说戴先生派人送你到香港就医，中午有班机，今日星期，局本部开会，戴先生主持，你在门口等戴先生辞行。”

过了一会儿，戴笠来了，说：“飞机在成都耽误了两小时，你们去机场等吧。”

陆乃诚回忆说：“珊瑚坝候机棚，人满一片，警卫偷偷说，戴先生送你，你不要说话，轻轻立起。戴先生从右面而来，绕桌一周，注目而去。（我）上机即睡，叫醒已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