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25)

从军校毕业以后，王蒲臣留在重庆，继续给戴笠当秘书，他回忆说：

“记得在重庆时，我在枣子岚垭漱庐办公，除本身工作外，并代表戴将军接见宾客与外来同志，除戴将军偶尔来此，整幢房屋，只有门房、勤务兵、厨子各一，及我和秘书林垣同志五人而已。”

王回忆当年的生活时，不无自得地说：“抗战军兴，军民团结，上下一心，为保家卫国，茹苦含辛，在所不计，复因支持前线，物资缺乏，年甚一年，全国军民一心以国家为重，埋头苦干，以度艰境。衣在取暖，不在华丽，食在果腹，不计珍馐。”

王举例说：“那时我们吃的是‘八宝饭’。所谓‘八宝饭’，指的是米饭里杂有谷、稗、沙、石……等等，稍有不慎，很易刈伤牙肉与舌头。即是戴将军来此，每餐亦不过一荤一素，如有客人，才加数味，我和林垣，平时如果有一条香肠或是一碟炒蛋，那算是上上之菜了。”

王还说：“说到衣服，经常总是一套卡其布的中山装。我的小孩子们，洗洗补补，只求整洁，谈不上美好。这是我们当年在重庆的生活，大家如此，形成了一种简朴的风气，而抗战之精神，则丝毫不懈。这就是以后一般人所说的‘重庆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所以能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王还回忆说：“说到工作，每天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工作繁忙时，几乎达到十八小时。为了国家的需要，我们都能晈紧牙根，甘愿受苦，毫无怨言，一心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收复我们的锦绣河山。我们每星期有半天休息。有一天我逢休假，正在家中休息，忽然来一电话，说有要公待办，速回办公室。虽有每周半天休假之规定，而不能休，时常有之。国难当前，一切以工作为重，那容得自己空闲下来。八年时间，我没有进过娱乐场所。”

王蒲臣也经历了“五三大轰炸”，险过剃头，他回忆说：

“在重庆，我去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洽公，回来时行至半途，又遇警报，离大隧道尚远，不及前去，乃临时找一隐蔽处所暂避，突闻几声巨响，山摇地动，我高射炮部队亦以密集炮火还击，敌机始逃窜而去。警报解除后，才知大隧道内一万人全部窒息而死，幸我未进隧道，逃过一劫。”

在回忆中，王还说：“大隧道窒息案，是自从二十八年一月十日，日机十一架首次空袭重庆，及五月三、四两日，日机狂炸重庆，市民死伤三千五百余人以来，死亡最多的一次。假使我早几十分钟到达，可能也进入大隧道，而一并被闷死在里边。岂不是生死自有定数？该死的跑不了，不该死的死不了，所以‘死’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回忆中，王蒲臣特地说：“此一大悲剧的全过程王绍谦（王蒲臣的堂侄）是亲眼目睹者。”

按：王绍谦正是“外训班”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留在戴笠身边当“公馆秘书”。

正在此时，王蒲臣接到一个坏消息——母亲病危。

王蒲臣回忆说：“民国三十年五月，我接到家里电报，说是‘母病危，速归’。我马上写一报告，请求返乡探视母病，大意是说：‘我兄弟只有一人，母亲病危，无人侍奉汤药，请准给假回里探视……’等语。”

——王蒲臣是独子，上面有八个姐姐，但前七个都夭折了，唯一的八姐嫁到了上海，王蒲臣的父亲王钟骧则早在1929年就去世了，老家确实只有寡母一人。

王蒲臣没想到的是，一向以忠孝自诩的戴笠，居然不准假。延至6月29日，王蒲臣的母亲去世，家中又打来电报，要他回家奔丧。王回忆说：“我又上报请假，并且在报告上，说了一大篇忠孝的大道理。”

王蒲臣说：“如是者，我一天一个报告，连上了七个报告，有如石沉大海，毫无音响。”

对此，王很不理解，也十分委屈。

——在戴笠的江山同学中，他与王蒲臣彼此间的感情是最深的。不仅是因为当初的“骑马”事件，更重要的，戴笠落魄的时候，王蒲臣和他的姐姐都帮过戴的忙。

那是1927年的事了，王蒲臣回忆说：

“民国十六年三月，我任国民党江山县党部委员的时候，接到戴笠给我一封信，大意是劝我到外面走走，不要老在家里呆着，于是我到了上海。不料，这一年蒋总司令下野，戴将军是总司令部密查组的一个少尉组员，不特没有薪饷可领，即是一切的工作费用，也是自己向亲戚张罗的。但是他对自己的工作任务，却丝毫没有故松。”

王回忆说：“我到了上海之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寄住我我姐姐蕉梅家中。”

“蕉梅”即王蒲臣的八姐，学名王政敏，毕业于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王蒲臣与他这位唯一的姐姐感情极好，王政敏结婚时，王蒲臣曾向父母建议将家里的田分一半给姐姐作嫁妆（按老规矩，一般来讲家产是由儿子继承的），父母表示同意，但王政敏坚决拒绝。

王政敏的丈夫黄云骙是是王政敏的江山同乡，后成为著名的纺织工业专家和管理学专家。黄也是文溪高小毕业的，考入浙江省立第八中学后又入张謇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1922年入上海宝成纱厂，再入上海永安第一纺织厂，从此黄云骙干了一辈子纺织，被称为“中国棉纺高支纱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王蒲臣回忆说：“那时，戴将军住在张冠夫兄家里。张兄与我姐同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一幢房子，我姐姐在楼上，张冠夫住楼下。张冠夫先生是江山县保安村人，生于一八九九年比戴笠小二岁，张妻王秋莲，是戴笠表妹。张在杭州商专毕业后，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

王蒲臣说：“戴笠在上海受张冠夫接济，一度间由张先生供戴笠食宿。戴笠在楼下打地铺，我在楼上打地铺。后来我们都觉不大方便，就在外面合租一间亭子间。早餐买点烧饼油条充饥，中晩餐仍然回到我姐姐家里用餐。戴将军因为有工作，就不一定了。”

王还说：“那时候，戴将军生活情形和我差不太多。戴、张、王三人在上海十分接近，留下了上海难忘的往事。”

按：1997年，95岁的王蒲臣回大陆探亲，还专门去看望了住在上海浦东的老同事张冠夫。但黄云骙夫妇已经去世，只见到了他们的儿子黄鼎模（亦是名教授）。

那时戴笠的“密查组”还没有成立，属于“跑单帮”，王蒲臣回忆说：

“戴将军要我帮助他抄写文件及翻译电报，工作虽苦，我亦乐此不倦。有一天，戴将军对我说：‘我有一件事非办不可，可是囊空如洗，奈何？’于是我把仅有的二十块银元给他，以完成这件工作，实际上我为本团体工作已自此开始。”

由于彼此的这种关系，王蒲臣觉得戴笠实在是不近人情，他回忆说：

“我一气之下，不去办公。每天抱了一个孩子，如疯如狂的到戴将军公馆，请求禁闭。”

作为回应，8月5日这一天，戴笠给王蒲臣写了一封长信。

信的一开篇，戴笠劈头说：“蒲臣兄：手书奉悉，弟亦人子也，岂不知有家？惟国难至今，吾曹如不知有国，虽有家亦将归不得也。”

接着，戴以“春秋责备贤者”的姿态，教训说:“语云：‘忠孝不能两全。’兄既以身许国，对家庭观念，实不应如是之浓厚。”

戴又说：“去年，兄因眷属在贵阳，须请假前往料理，其报告也，亦讲得非常恳切，殊有非使弟批准不可之势。而今也，兄又以令堂老年迈病危，非使弟照准不可。如团体中个个如兄者，则此艰危繁复之工作，谁来肩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