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22)

对此，张毓中认为：“我深知不论政局如何变动，宪兵始终忠诚不二，是护卫领袖的主力之一，是我们侍从人员最可信赖的伙伴。虽然苏队长有些作风，引起检查所和其他单位的反感和不满，但尚不至于恶劣到不可收拾之地步。”

张回忆说：“于是我暗示苏队长：‘王侍卫长接到反映，说你本位主义太重，命我深入了解，劝你有则改之，无则勉之，虚心诚意的和有关单位密切合作，自家营中，千万不可出现裂痕，给敌人有可乘之机。’”

张回忆说：“苏队长世故很深，非常清楚王侍卫长的权势和王侍卫长对我的信任，加上我的耿直，和对他的关切，他在感激之余，坦承本身缺失，愿意诚心诚意的接受忠告，因而平息了一场明争暗斗的风波。同时我也转告劳所长，希望他和他的部属也应识大体，和宪兵队和好。”

劳建白虽然很倔，但并非不识大体的人，他“感慨”地对张说：

“如果不是你的身分立场，和你的诚恳，我相信苏队长是绝不可能检讨反省、改变作风的。现在靠了你的力量，改变了我们之间的不愉快，我和同仁，自会有风度雅量，不计前嫌，听你的指示。但他日后若口是心非、恶性不改的话，那只好请你主持公道了。”

张回忆说：“这是劳所长的诚意和希望，也是他激将法的伏笔。于是我坦白的告诉他，在我作鲁仲连之前，已将海棠溪的环境、社会现况、治安得失等等资料，详细的呈报了王侍卫长。就这样，宪兵队和检查所握手修好，过去常常发生的种种不愉快，果然再没发生过了。”

此后不久，劳建白被戴笠派到军统局重庆训练班工作。

重庆训练班，简称“渝训班”，这个班比较特殊，它并不是单独的一个训练班，而是设在重庆的许多训练班的总和。

——如前所述，军统局签到重庆之后，先后办了许多训练班，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且不说，还不可避免地造成许多重复劳动，重庆训练班就是对所属有设在重庆一地的各种训练班的整合。息烽训练班学员、此后又“留班”任教的毕骐回忆说：

“1940年至1944年，是军统发展扩充最快的时期，仅这一个班（指临—黔—息特训班）训练的特务数量，远跟不上军统的需要，于是就在黔阳办第二期的同时，戴笠又在甘肃兰州另办了一个兰州特训班。这样还满足不了需要，从1942年起又在福建省建伍开办了一个东南训练班。此外还在重庆办了一个渝训班，不过这个班的性质有别于以上的三个班，它是在重庆办的各种专业训练班的总称，包括参谋人员训练班、会计人员训练班、查缉干部训练班、外事人员训练班、南洋华桥训练班、电讯班、特种通讯班、爆破班、特种警卫人员训练班、国术班等等，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渝训班的班主任当然还是戴笠，副主任是刘启瑞，劳建白的新职务，是渝训班学员总队副总队长，并晋升为上校军衔——这当然又是戴笠对老同学的补偿。

1941年底，戴笠开办“高级干部训练班”，又打算调劳建白去当队长。军统干部贺光国回忆说：

“高级干部人员训练班，简称高干班，又称高干系。该班学员是参加军统多年的干部，调来集训，加强思想教育，对行动进行一次考察，促使更加忠心耿耿地来为军统工作。受训人员只有百余人，队长、区队长是从学员中选出资历老的充当，受训六个月。”

劳建白回忆说：“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冬天，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前不久，戴先生决定成立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训练领导干部，由训练处长郑锡麟、人事处长龚仙舫负责筹备。因为戴先生非常重视这个训练班，对于训练班的各部门负责人员特别慎重。他亲自主持了一次筹备会，决定把胡国振（曾任台湾省警务处长）从福建调回重庆，担任副主任：从江西调回谢厥成，担任政训组长：我原任重庆训练班的副总队长，由我担任队长。我们三个人都是当年帮助他办浙江警官学校，担任训练工作的干部，他的这一项决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按：谢厥成已经在江西坐了四年冷板凳了，这次终于调回重庆。

从军校六期毕业之后，劳建白就“留校”当学生队长，加入“团体”后，劳又随戴笠到“浙警”当学生指导员，此后不知到多少个训练班当过学员队长了，劳建白实在是烦了，不想干了，正好这时候有个好“位置”等着他。

劳建白回忆说：“在这以前，龚梦陶兄接长军令部的一个处长职务，以下三个科还没有适当人选。我和梦陶兄都是军校第六期同学，又是湖南同乡，他觉得我还能够帮他点忙，征求我的意见。我担任训练工作已久，尤其队职，得和受训的人生活起居打成一片，相当吃力，很想调换工作，所以满口答应了。”

龚梦陶，即龚梦涛，1901年生，湖南长沙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龚梦涛也是“陆大”出身，并以这顶“绿帽子”当上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早早地挂上了少将军衔，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程潜。

1938年底，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并受命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为班底组织天水行营，龚梦涛改任天水行营参谋处少将副处长。

在唐纵的日记中，曾提及龚梦涛，那是1939年3月9日——3月7日，程潜的天水行营指挥部遭日军轰炸，程本人几乎遇难——龚打来电话，向唐报告出事经过。

唐纵记载说：“晚上接梦涛自西安来的电话，报作前天被炸的经过情形，我以全副精神注意他关于这抗战以来空前奇特的惨局经过之报告。”

龚梦涛说：“七日下午五点多钟，敌机十四架飞在西安的上空，丨炸丨弹从敌人的飞机落下来正在行营的内面。这时行营所有的髙级职员均在这个祸福分野的地下室内避难，地下室不多不少中了三弹。一弹把进门炸着，立刻封闭；一弹把出口外面的房屋炸倒，封闭了另外仅有一个出口的门；还有一弹更是奇特而巧合的炸在地洞上面，用泥把通气管塞着，于是地洞内面的人在嚷着不得了的喧叫，副官长请程主任出去。程主任走到门边倒下来，其他的人也一个一个倒下来，各人发出一种怪声，在挣扎最后的呼吸。”

唐纵记载说：“我急问他（指龚梦涛）此时怎么样？他说，他当时正想向外面走动时，也就倒下来了，是怎么样出来的，他一点不知道了。程主任是七点钟出来的，他是九点多钟出来的，有的到十一点多钟才出来。每个人口里鼻里都有血流出来，有的人流着血死了。内中百余人，死了四十余人，还有许多负伤的，神智尚未淸醒。”

龚梦涛所说的，就是“三七大轰炸”，这次轰炸，天水行营损失极为惨重，事后统计，行营副参谋长张谞行中将以下64人遇难，军政处处长陈又新少将等43人受重伤，其中有的被震坏了脑子，有的因长期脑缺氧成为植物人，整个天水行营的指挥系统几乎被“一锅烩”。

——炸得这么准，如果日寇不是有针对性地袭击、仅仅是巧合的话，那只能说这些人运气太不好了，几十位中高级军官，没有牺牲在前线，却被闷死在防空洞里，实在窝囊，无怪乎唐纵说这是“抗战以来空前奇特的惨局”。

在“天水行营三七殉难烈士公墓”的墓志铭上，程潜说：“潜忝总师干，顽敌未歼，多士遽殒，感念胞泽，悲怆无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