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20)

在回忆中，乔家才解释说：“按照当时的交通规则，车子应当停在左边，不能停在右边。那时汽车司机坐在左边，行人车马靠左边走。停在右边，就是违犯交通规则。”

湖南人素以脾气倔强闻名，劳建白就是其中“翘楚”，素有“劳骡子”之称，六亲不认。乔家才说：

“汽车停止以后，丁先生的副官下了车，非常生气，把劳建白大骂一顿。他没有想到，劳建白比他还威风，立刻把他抓到检查所，然后，数说他的罪状：第一，检查是政府的规定，任何人都应当接受检查，拒绝检查就是反抗政府的命令。第二，停车应当停在左边，现在停在右边，就是违反交通规则，违反交通规则，应当予以处罚。劳建白理直气壮，把那位副官数说得目瞪口呆，自知理屈，一再道歉，说明车上坐的是丁先生，劳建白才把他送回汽车。”

乔家才说：“此事发生，丁先生坐在车上，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劳建白既然知道车上坐的是丁维汾先生，所以走到汽车的旁边，向坐在车上的丁先生敬了一个礼，把汽车放行。劳建白非常天真。他以为汽车既已放行，他又向丁先生敬过礼，事情就算结束了。”

事后的第二个星期一，中央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丁维汾没有出席，蒋介石发现后，问了一句：“丁先生怎么没有来？”

这时不知道是谁那么“损”，说：“丁先生被稽查处检查所扣留啦。”

蒋介石听了，自然大怒，令“彻查”。乔家才说：

“稽查处属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卫戍总司令刘峙将军一听稽查所闻下大祸，很是着慌，也很生气，立刻找稽查处长赵世瑞去，大发雷霆。很显然地，妒忌戴先生的人，借题发挥，想把问题扩大，来打击戴先生。”

乔家才说:”戴先生呢？非常坦然，他的工作同志有了差错，他绝不袒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心里明白，劳建白脾气不好是天性，但是工作认真，并不算差误。所以，当局本部传说劳建白闯了祸，戴先生却始终没有公开责备过他。戴先生告诉赵世瑞，带劳建白去见刘峙总司令说明经过，任由他去处置。”

乔回忆说：“劳建白把经过情形报告了刘总司令，他才明白，检查所并没有扣留过丁先生。而且劳建白处理这件事，也没有错误。可是问题闹得委员长都知道了，该怎么办呢？当然，劳建白的检查所长不能再干了。并且告诉劳建白，受点委屈，处以约束两星期的处罚，来了结这一件事。”

劳建白终于为他的“忠诚正直”（乔家才语）付出了代价，但乔觉得很值，他说：

“小龙坎事件，虽然劳建白吃了一些亏，可是收效却很不小。因为这一件事闹得那么大，中央大员差不多都知道了，无形中起了一种遏阻作用。他们知道检查员办事认真，什么也不怕，自然而然，不敢自以为地位高，再拒绝检查，自讨无趣了。因此，给检查员打出一条坦荡的道路。减少了许多麻烦。”

接替劳建白任小龙坎稽查所所长的，就是当年临训班的学员李甲孚。

前边说过，临训班曾派出一批学员到武汉实习，李甲孚是其中之一，后李在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二科直接参加工作，当了一个上尉编审。李回忆说：

“该科科长郑桑隐，曾当过县长，行政经验丰富。科里的少校编审章微寒，并是编审情报的专家，他指导我的地方非常多，至今仍难忘记这位待我很好的长者。”

武汉沦陷，李甲孚撤到重庆，他回忆说：“我在任务告一段落后，遂去军统局秘书室向毛人凤报到。这是我第一次跟他碰面，他问我许多问题后，叫我暂在重庆待命，听候分发工作。第三天，我就接到通知，派我去军统局的渝特区工作。我报到后，才认识该区区长姜绍谟和书记涂寿眉二位，姜绍谟跟我谈话后，派我在区担任内勤，专门做编审情报的工作。”

在回忆中，李甲孚介绍说：“姜绍谟未来军统之前，曾在浙江担任过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是一位学者型的情报负责人。涂寿眉则是一位情报专家，戴笠接掌南昌行营调查课后，涂就并入军统了，他年前才在台北以国大代表身分退职，现居美国，是一位头脑仔细、历练卓越的长者，也做过我的长官。”

李甲孚说：“我在军统局渝特区工作一阵子后，突然发觉军事机关和行政机关最大不同的地方，前者是军令一元化，而且令出必行，例如设立军统局，蒋委员长只要向戴笠下一道命令，军统就成立了；行政机关则必须法制化，念过行政学的人都知道，不管在国民党训政时期或后来的抗战时期都如此。依我当时的觉察，不管是军统局局本部，或是渝特区，人事上的流动性都非常大，增加或减少一个工作人员，都是常有的事。”

在回忆中，李还说：“我当时曾为军统局和渝特区做假设，这两个单位应只是编组性质的机关，是专为因应对日本抗战的需求而设立的单位，抗战一旦胜利，这个机关定会改组或撤销。我当时又在想：我是因抗日而从军的，抗战有一天真的胜利，我就可顺理成章，还我初服了。后来听戴笠训话说：‘情报人员是终身职’，我脑子里在想这下糟了。”

李甲孚在渝特区工作期间，恰好赶上汪精卫“出走”（1938年12月18日），他回忆说：

“我在渝特区看见戴笠专为这主事情写给渝特区负责人的信，要大家检讨和加强特区的情报工作，信中有一段‘堂堂的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竟让他自重庆逃走，这是该区同志工作不力’的责备话，原因是事前事后，渝特区都没有情报汇报。各地机场的航空检查工作，就是自此开始加强的。”

李甲孚说：“戴笠对我印象很好有许多因素，主要是我在渝特区兼服外勤时成绩优良。我在重庆特区曾几度调在党中央召开的中全会会场，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的会场，在那儿搜集党政情报，质与量都非常好，戴笠并看见过我写的情报，这是由于军统局规定的情报格式上，有‘原报人’及‘原报时间’等栏，原报人栏我填的姓名是我的本名，日子久了，戴笠脑子里的印象就加深了。”

前面说过，李甲孚当过小报记者，他评价说：“其实，情报一词只是经过判断的消息，早年有人把经过传播的消息编成新闻，二者不同之处，情报贵在秘密搜集，新闻则必须公开采访，和向公众报导出来。”

李回忆说：“当年三月初，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成立，军统遂在该部设稽查处，并在重庆市珊瑚坝成立航空检查所，隶属于稽查处。当时我也调到稽查处做情报工作，最初一段时日在处内编情报，职位是少校编审，不久就奉调外勤，先在四川省的江北县担任卫戍部稽查所长，最后一任是重庆市郊区的稽查所长，从重庆化龙桥至青木关，都是我的管区。”

李甲孚所说的，就是他任小龙坎稽查所所长期间的事，当时他还有一个同事，叫做鲁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