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19)
劳建白继续回忆说：“他信写好之后，才毫不经意的微笑着，随便问了我一声：‘你是不是也需要写家信？’至此。我们才正式有了交往，也常讨论些学术上的问题。对主义、对时事，我才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因此也奠定了我对××主义信仰的基础。他平时很少说话，但言必有中，行事为人，则颇有古侠士风，且常以母教自勉兼以劝人。”
此后，戴笠报名参加新成立的骑兵营，去了苏州；劳建白则几经辗转，与唐纵、乔家才等六期同学一样，在南京中央军校拿到了毕业文凭。
这一别就是六、七年，劳建白回忆说：“一直到二十二年，我在军校任少校区队长时，在鸡鹅巷见了他（指戴笠），他请我吃饭，并且拿校长蒋公给他的命令给我看：‘在杭州警校服务两年，即无条件保送德国留学。’劝我去杭州工作。基于老同学的情谊及有去德国留学的希望，从此就作了他的部下，永未逾越，也再不敢当面叫他戴笠了。”
由于彼此的感情不同，戴笠对劳建白始终很关照，乔家才说：
“戴先生很念旧，他很了解劳建白的个性，所以，劳建白参加军统局的工作以后。戴先生对待他，仍旧如同在黄埔那个样子爱护他。”
抗战开始以后，劳建白被派任稽查处小龙坎检查所所长，乔家才回忆说：
“民国二十九年，我担任局本部督察室主任，劳建白任重庆稽查处小龙坎检查所所长。我每次路过小龙坎，总会看到他手执红旗，在那里辛勤工作着。有时车辆较少，他会让我到他所里谈几分钟；有时车辆多些，他忙得离不开岗位，只能打个招呼。”
——如前所述，在这里，乔家才把小龙坎稽查所写成了小龙坎“检查所”，这是不对的，“检查所”是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的下属单位。
小龙坎稽查所设在重庆西北方的沙坪坝，是稽查处在重庆城近郊区中的四个稽查所之一，位置十分重要，如所属青木关检查哨扼守重庆通往延安的公路、化龙桥派出所辖区内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嘴），等等，都是军统局监控的重点。在回忆中，稽查处干部易啸夫举例说：
“1941年冬，军统秘书室来电话：最近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有军车离渝开往陕北，应注意检查。我即照转小龙坎稽查所遵办。不久，小龙坎所青木关检查哨来电话：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军车，已到青木关，持有军委会放行公文，请示如何处理？我即向军统秘书室报告，秘书都不敢答复，毛人凤亲自指示：对照公文，细密检查，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完全符合，才予放行。并将检查结果具报。我再转告青木关检查哨照办具报。”
在谈到对民主人士的监视时，易啸夫说：“沈钧儒照片，加印后分发到各检查所哨。有一次，沈钧儒到了青木关时，检查哨未见有人跟踪，就将他留阻，并向处内报告，说沈要到北碚去，是否属离渝范围？经我向军统秘书室请示，答复是北碚属市区范围，不能阻止。当即转告青木关检查哨放行。”
在稽查处成立之初，大家不知道厉害，还有人“捋虎须”，易啸夫回忆说：
“有一次稽查处派人送公文到小龙坎，下车后，四川省公路局小龙坎车站查票员叶某，将传令兵扣留，要其补票；经联合检查所的人说情，才将传令兵放出。小龙坎稽查所人员以叶某故意伤害稽查所面子，将公文收下后，又令该兵背着空的公文袋回车站反咬一口，说叶某‘扣留’公文。所内签发逮捕证，将叶某捕送稽查处关押，处内也为所里撑腰。四川省公路局正式向法院起诉，还是关了三四个月才释放了事。”
这下，公路局知道军统的威风了，易啸夫说：“从此以后，公共交通方面改变态度，让各军事机关的武装传令兵一律佩戴传令兵臂章，可以免费搭车。公共汽车发给各治安机关记账票，长途车发换票证，影、戏院亦发换票证，以示优待。”
对于“自家人”，小龙坎稽查所也毫不客气，出事最多的，还是青木关稽查哨。在回忆中，沈醉举例说：
“有一次青木关检查所（哨）的特务因与当时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的儿子发生冲突，特务们痛打了吕的儿子，还把他扣留下来。正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车子经过青木关，这个老头很知趣，他当时虽身为主席，也怕特务不买账，照例停下车来，等待检查。特务们总算留一点面子，让他通过。吕超的儿子看到他，便大叫求援。林森一看是吕的儿子，很委婉地说：‘把他交给我带回去，要他父亲管教一下行不行？’这样才算得到释放。”
沈还说：“不过也有个别不怕这一些家伙的人。有一次副总参谋长程潜经过青木关时，检查员也要他停车检查，程老气极了，问他们：‘认不认得我？’这些心目中只有蒋介石与戴笠的特务们，回答得慢一点，程老便拿起手杖打了过去。他们正淮备还手时，旁边有人指出‘这是副总参谋长’，才算没有发生问题。”
这是沈醉刚刚到稽查处当督察长时发生的事，当时还是他亲自处理的。在1941年6月27日的日记中，沈记载说：
“昨临睡前决定了去青木关，为了程潜先生肝火太旺捧打稽查陈建猷。处长生怕还有其他情事发生，故决定要我专为此事出马。七时前赶到汽车站，东藩为我找了一个前面较舒适的位置。邻座的这位郑先生便大谈青木关的稽查如何不讲情理的话，使人听了便发生了无限感想。当然做这种工作是决不会得人谅解的，我们要约束人们的自由，不惯遵守法律的人们对我们当然只有十二万分的讨厌的。车抵青木关，问了问当时情况，认为并不致再有问题发生时，便心安得多。”
在回忆中，沈醉还说：“戴笠听到（此事）后，据说他虽向程赔了礼，但反过来却安慰这个被打的特务一番。因此更使这些特务气焰万丈，横行不已。”
此外，稽查处各稽查所还有一项共同的任务，即防止汪派人员继续离开重庆，乔家才回忆说：
“自从汪精卫逃离重庆，在南京成立伪组织，有些与他有关系的人，企图逃走，去当汉奸。这种人有四、五百个，奉命暗中管制，不准离开重庆。假如溜走一个。戴先生就吃不消。管制交通、检查汽车，就是防止这些人溜走。劳建白知道责任重大，不敢放走一个，所以，日夜工作，不敢有丝毫疏忽。”
乔说：“不过检查汽车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既辛苦。又受气，非任劳任怨不可。有许多中央大员不知道为什么要检查汽车，不知道检查的重要性，检查人员又不能向他们说明检查原因，因此，他们认为检查他们的坐车，是看不起他们，不给他面子。甚至误会为侮辱他们，常常对检查人员予以责难。”
乔家才举例说：“有一天，中央委员丁维汾先生乘车路过小龙坎，劳建白手执红旗，命令停车。司机觉得车上坐的是丁先生，你凭什么敢要他停车？硬是不买账，想闯过红旗，但又不敢把手执红旗的人撞死。结果，车子打了个转，停在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