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16)
郭湛洪回忆说：“一觉醒来（没有手表看，只能估计是半小时左右），听到隧道底下传出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音。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约离隧道口二三十米，周围有百数十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惟独不见再有人从隧道口走出来了。回顾自己，上衣已经扯破，大部钮扣失落，帽子没有了，肩上布袋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全部不见了。尽管是十分狼狈，总是算挣脱了死神，离开了地狱，回到了人间。”
在唐纵的日记中，也曾记载了这次大惨案：
“（1941年6月5日）下午在会会报，方散会，闻有警报。七时许入洞，至十二时始解除。在洞中闻美专校街被炸起火。事后调查，较场口隧道因人数过多，时间太久，而防护团不许人外出换气，将门倒锁，致发生窒息而死者数千人。”
此后，唐又追记说：“至六日止，各方统计不一，调统局报告，九百十三人，宪兵第三团统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人。闻市党部统计较宪兵团尤多。至八日晚上尚未能获得一真确数字。此次惨况，闻在八时即已发生。当时，防护团员以维持秩序，不许人民外出，致洞内人向外拥挤，以不得外出，均倒毙拥塞于一口。死者难受，自将衣服撕毁，且有握发力拔，死后犹拔发在握。其状诚不可言。”
最终，在这次大惨案中，军统局外训班学员生还41人，也就是说遇难人员在20人以上。郭湛洪说：
“笔者和外事班生还的40个同学一样，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没有控诉国民党政府当局所造成的这件惨案，仅仅为外事班死难20多个学员要求追查责任这个狭隘观点出发召开‘善后’会议。当时推选了笔者与姚万杰两人代表全班去向班主任戴笠提出要求：惩办重庆稽查处处长刘藩和防空司令；抚恤死难的外事班学员。”
按：郭湛洪记忆有误，刘藩时任外训班副主任。
事实上，这时戴笠并不在重庆，他在——香港——被港英当局扣押了。
在6月10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毛人凤来，谓戴先生在香港为港警所扣留，现请求委座电英大使交涉。英人诚可恶，此可表示英人对我无友好诚意。不久，人凤电话，谓已释放，但仍不许离港，必须提出保证。此事经委座指示，可向港方声明其身分地位，并质问何以如此无理。但如英方询问有无报告委座时，可答未有。”
戴笠给蒋介石的求援电报也是6月10日发出的，原文如下：
“生……佳晚由韶飞港（携有戴逸民护照），拟即转机来渝，不料抵港时即被港丨警丨察司扣留，……昨托军令部驻港代表余兆麟向港警司要求保释，未获许可。……因港政府查悉上海租界之除奸案件均系生所指挥，故须生暂驻旅馆，待日内英大使自渝来港，由生面晤英大使，并须保证今后香港不发生上海同样事件，再行离港回渝，等情。”
在电报中，戴还说：“查港警司昨夜扣留生时，情势严重，完全以罪犯对待，但生随身毫无可疑证据，港府此意，意存威胁与钳制，生决不肯承认也。伏乞钧座派员向英大使交涉，稗生得即行回渝为祷。”
在电报代日韵目中，“佳”指9日，也就是说，戴笠于1941年6月9日离开广东韶关到达香港，准备从香港回重庆，结果刚下飞机即被港英当局羁押，旋即改为“监视居住”（“须生暂驻旅馆”），因此戴笠请蒋介石与英国驻中国大使交涉。
替戴笠发出这通电报的，是军统局的“总务专家”、此时正派驻香港开酒店的郭斌，他也是戴笠被扣押的唯一目击者，至于当时的经过，我们以后再说。
此时，“大隧道惨案”的余波仍未平息，在6月16日的日记中，沈醉说：
“午后访赵，而文艺编者亦在座，彼此均以关于大隧道惨案珍闻交换纵谈，均信如没有几个头砍下来，确不足以平民愤的。”
6月17日，戴笠终于从香港回到重庆，在当天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
“处长（指陶一珊）牺牲了不去接老板，而在处主持纪念周。可是一清查人数竟那么少，诚使他火气大发。从头到尾的骂声中结朿了他的训示。午后的处务会议因来不及参加，乃电话嘱余代为主持。饭后处长满脸笑容，返处大谈老板此次在港被扣十二小时之情形，绘影绘声，处中髙级干部都在洗耳恭听。”
在日记中，沈醉转述他从陶一珊那里听来的戴笠的训话说：
“有三件事是老板今生所仅有的：一、被扣十二小时且系入西牢；二、失枪二十支；三、死学生同志共二十余人。但同时有三件事，是中国少有的。一、英大使飞港道歉；二、港督签发保障之证明书并允不检查登记，随时乘坐交通工具；三、派殖民地的丨警丨察负责长官三人来渝见老板请教（仰光、香港、新洲）。一篇津津有味的话听完后，大家都忘了别人请吃晚饭的时间。”
在6月20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昨晚访雨农，慰问其在香港之冤枉。雨农称，此事港政府为有计划之行动，欲以打击戴以为其在内部人事上之斗争手段。港督罗国富谓雨农云，因为他得罪了日本人，所以逮捕他。英大使卡尔，听此话甚气，当即对雨农说，罗国富有病，快要死了，请不必介意。”
按：1937年10月－1941年9月的香港总督，是罗富国爵士，他是香港沦陷前的倒数第二任港督。
罗富国身体不太好，在任期间就经常请假休养，1941年9月，罗富国因病辞职回国。继任港督杨慕琦的运气不好，当了酒井隆的俘虏，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释放。
1941年6月22日，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发生了——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在日记中，沈醉说：
“世界局势突变，希特勒今晨亲自宣布‘德对苏宣战’，接着便是飞机数千架猛炸苏联各地，莫斯科被炸尤烈。陆军百师攻入苏境，从这数目字上看来的确太热闹了！斯大林一定被这闪击战弄得手忙脚乱。世界上到处燃着烽火，越打越精彩了！希特勒的气焰万丈与一气吞并世界的雄心，虽然是他的敌人也深深的对它表示无限敬意的。”
在当天的日记中，沈还说：“明天七点老板主持的纪念周上一定又有许多动听的报告的。”
就在次日的“总理纪念周”上，对“大隧道惨案”的处理终于揭晓了。在日记中，沈醉说：
“整整的一个月老板不亲自主持纪念周了！今天除了报告在港历险经过外，末后并宣布大隧道惨案外训班学员殉难之责任问题，张业、刘璠及该队队长、区队长均同时被扣押。”
前面说过，刘璠是外训班负实际责任的副主任，但其本职，是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
——特检处的历史“悠久”，大家应该还记得，早在1935年，军事委员会就曾成立过一个“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当时辖三个处，第一处叫党务处，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叫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邮检处，处长先是陈焯，后是丁默邨。
到1938年“临全大会”之后，第一处和第二处分别改组为中统和军统，第三处则改称特检处，直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处长仍为丁默邨。
前面说过，邮检处（特检处）基本上是cc系的天下，直到丁默邨垮台，特检处处长换上了朱世明（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在日本闹出一段著名婚外情的那位），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朱世明是留洋的，做这种工作殊不相宜，戴笠也不允许他人长时间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酣睡”，终于把这个单位抢到手。
当时正好兰训班副主任刘璠被王孔安挤走，回到重庆，戴笠遂命刘璠接任特检处处长。
在军委会的序列中，特检处与军统局一样，都是直属于办公厅的单位，因此刘璠挂上了中将军衔，比戴笠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