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15)
稽查处的机构非常大，除内勤部门外，有一个水上稽查所；一个航空稽查所；在重庆市区有两路口、小龙坎、江北和南岸四个稽查所；在重庆所属各县有十三个稽查所；此外，稽查所下面，还设有稽查哨。
1941年6月5日，沈醉先去视察水上检查所：“本日特抽出一部分时间往水检所查案，便中往千厮门哨所看一看。庞大的稽查处组织太不够健全，而人材尤其缺乏。从什么地方可能找到一批适当的工作人员，这成了每一个机关主管官最头痛最没有办法的一件事。”
就在这一天夜里，重庆遭到了日军空前的大轰炸，在日记中，沈醉说：
“满以为今天没有警报，可是却偏偏来一个夜袭。刚吃完晚饭便呜呜……的叫起警报来，一群人又鱼贯的进人了坚固的防空洞。从六时半起到十一时半，在人声嘈杂中解除。五小吋中，我们领略到空气中缺乏氧气的重要性。当外间初传出隔壁洞内窒死人的消息，我们都不敢相信。但接二连三的传进这吓人的报告时，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同样可怖的事实发现了！幸好趁敌机投弹后，大家出去了一下，不然也有同样惨剧发生。归途洞口到处都满摆着尸首。”
沈醉所记载的，就是惨绝人寰的重庆“六五防空隧道窒息案”。
在次日的日记中，沈醉说：“一早走到街上，到处都摆着死尸。街上大多抬棺木者。昨夕大惨剧被牺牲者已达几千人。天天叫疏散，没有一个愿意听，到今天摆在眼前的这么多死人，作何感想？闻外训班学员死十九名，员兵死十一名，故特往慰问。在团体的训练班中，这一次可算是空前了！”
沈醉说的“外训班”指军统的“外事训练班”，这个班是以外交部的名义开办的，地点就在石灰市，紧挨着稽查处。外训班学员毕业后分发到军统各地的外事组及海外工作，因所有学员都是大学毕业生，戴笠对这个班珍如拱璧。
对于外训班，李甲孚曾回忆说：“……三是吸收国内外大学毕业，长于口译、文译的外语人才，为派遣有关国家及海外预作储备。这批人员招考到局后，就在外事班受训，结训后分发各处工作，例如在台曾任中央通讯社社长的林徴祁，抗战时期就在军统局第一处待过一段日子，后来才投考中央社的。在台做过外交部条约司副司长，后来外调当过几任大使的董宗山，也是军统外事班结业，后来才自谋公职的。”
按：董宗山虽然做过几任驻外“大使”，却并不甚出名，但他的一个外孙日后名扬四海，那就是1989年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的张德培。
外训班每期有60到70人，训练时间九个月，负实际责任的是副主任刘璠。出事的时候，第二期学员已经接近毕业，马上就要分发了，不想飞来横祸。
军统局外训班学员郭湛洪亲历了这场惨案，他回忆说：
“重庆市中心的防空大隧道建在十八梯附近的，是从地面深挖入地底约10米左右然后平伸约一公里多，中途分叉成三个道口进出。地面进道的洞口较宽，梯级用石板石块砌成，梯级尽头与地底隧道接壤处有木柱制成的大闸。每当敌机起飞有进袭重庆模样时，重庆防空哨即发出第一次警报，市民就纷纷疏散，大闸打开，让人进去，但响过紧急警报之后日机即将飞临之前便将大闸关闭，由‘防护团’在闸外梯级上把守，不准市民进出。”
事实上，这是一条未完工的隧道，且并非防空洞，而是交通设施。时任重庆行营办公厅主任的谢藻生回忆说：
“大隧道的开凿，并不是为防空之用。1936年，我在重庆行营当办公厅主任，当时行营有个组长，名叫谢贯一，是美国留学生。他羡慕欧美各国的大城市，都有地下交通的设备。他觉得重庆是个山城，街上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地下又是坚硬石头，开凿隧道，作为交通大路，是一件很好的事，愿意由地方自筹款项，共同来做。商量妥后，决定开凿两条隧道，先由临江门、夫子池、石灰市、保安路、大梁子这几处，分段兴办。未过多时，地方筹措经费，亦感困难，只好中止。适抗日战事发生，日寇飞机时来轰炸重庆，市民正苦无处躲避，就把这个未成隧道，改为防空洞之用。窒息的原因，是负防空责任的人，他没有估计大隧道究竟能容纳多少人。”
按：谢贯一后曾任台湾基隆市“市长”。
郭回忆说：“6月5日下午6时，警报汽笛长鸣起来了。往常的情况是从发初次警报到发紧急警报多在50分钟到一个钟头之内。紧急警报过后再50分钟左右日机便会抵达重庆上空，它们往往是轮番来回轰炸，因此有时要在防空洞里躲上半天、一天，甚或更长时间。笔者当时在国民党军委会外事班二期受训刚要期满，全班学员60多人在警报汽笛声的催促下草草吃完晚饭，就匆忙集队跑步到大隧道，从唯一戏院对面附近的隧道口进入地下。”
在回忆中，郭湛洪强调说：“军委会外事班学员本来规定是进入重庆稽查处那个依山而又坚固的防空洞的，但当时军统内部人事磨擦不让学员进洞，所以外事班学员被迫只好进入民用的防空大隧道。”
郭湛洪说：“当时因久未夜袭，市民毫无准备，疏散不及的大都涌到隧道内躲避。入隧道的人数激增一倍以上，隧道里面除两旁的板凳坐得满满之外，连中间通路也全都站满了人，显得特别挤拥，严重阻塞了空气流通。下午七时许，紧急警报响过，照例由‘防护团’在外面关上木闸，断绝了进出。笔者和外事班同学黄鹤龄、谭锡麟三人坐在隔离木闸10米左右转角地方的板凳上。”
郭湛洪特意说：“我们都是广东人，每入防空洞都是不肯入到深处的。”
——这个不好的习惯救了他们的命。
郭回忆说：“晚上九时左右，日机在远处投过第一批丨炸丨弹，隧道里听到一阵暗雷般的爆炸声和感到一些不大的震动、摇撼。这时人们已经觉到很焗热，呼吸不舒畅。隧道壁上的油灯逐渐微弱下来闪烁不定。稍有知识的人都明白这是洞内氧气缺少、碳气奇增的现象，情况开始严重了。气温逐渐烘热得像对着煤炉呼吸一样。人们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将会发生，死亡的危险已威胁到整个隧道里面的人。但是人们仍旧保持沉默，谁也不想自己首先做出什么举动，只是紧张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忍受着挤逼、烘热、呼吸困难的痛苦。”
郭湛洪说：“缺氧越来越严重，婴孩哭喊声渐来渐多。部份油灯开始熄灭，大祸临头，谁也按捺不住了。忍耐转为紧张，斯文变成粗野，人们一股劲抢着向道口挤去。共同的目标——出隧道、上地面。笔者知道事态极度严重，立刻站起来与谭、黄二人挤入人流中向隧道口涌去。木闸仍关闭着，人群被阻塞在木闸里面，前无去路，后有长长人流全力向前推进。前边的人群被挤逼得叫喊、怒骂、挣扎……混成一片。”
郭回忆说：“木闸不知怎样的打开了，守在木闸外面梯级上的‘防护团’也跑了。人流穿过木闸，有如江河堤坝突破缺口，拼着全身气力往道口上冲。笔者和两个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气力随人流挤出木闸，胡里胡涂地上了梯级，出到了地面。当时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上去？实在是弄不清楚。出到地面感到一片凉快，清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