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13)
事实上，国民自强社成立之后，没有达到曾扩情的预期，唐绍武回忆说：
“因袍哥组织素来不相统属，散漫习惯不易改变，成员又极复杂，不受约束。余仕髙虽系知识分子，但为人平庸没有威望，他是胡文澜妻舅，胡文澜倒台后，与国民党无大关系，政治上没有背景，所以没有搞出什么名堂。”
不仅如此，抗战开始以后，三山五岳的各路好汉都涌向陪都。唐绍武说：
“抗战初期，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机关纷纷迁来重庆，各大城市的青帮、洪门分子随之而来。重庆袍哥独霸本码头的局面，一时变为青、洪、汉三帮鼎立的局面。”
唐回忆说：“但本地袍哥从江湖义气出发，对于外来的青帮、洪门是抱欢迎态度的，尤其对于洪门，以源流相同更为接近。天津青帮老头子张树声、韦作民，上海洪门山主向海全（潜），武汉洪门寨主杨庆山，与重庆袍哥大爷田得胜、冯什竹、唐绍武等，都曾换帖拜把，称兄道弟，他们表面上互相尊重，密切往来，实际上各显神通，自谋发展。”
比较而言，青帮的势力更大。唐绍武回忆说：
“上海青帮老头子杜月笙、顾嘉棠来到重庆，表面未公开收徒，发展其‘恒社’组织，却让徒子徒孙暗中从中下层社会去发展成员。杜月笙、顾嘉棠本人，则主要与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及重庆经济、金融界大资本家拉拢关系，1939年，他们经萧振瀛介绍，结识了四川省银行董事长、重庆银行总经理潘昌猷，邀其合投巨资，从重庆空运丨毒丨品到香港销售。第一次虽赚了大钱，却不还潘昌猷的本利，而是诱逼他再投巨资大干。”
唐绍武还说：“杨虎原来也是青帮，后来转入洪门，他在重庆公开活动，是打着从前孙中山先生的‘兴中会’名义吸收会员。他在五四路兴中会会址楼上，悬挂他早年随侍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借以抬高自自己的身价。兴中会又名兴中学会，实际上仍是江湖帮会。杨虎的洪门组织‘终南山’，在重庆没有公开活动。”
帮会组织虽然讲究“义气”，但更关心“地盘”，因此，“青、洪、汉”初期的“和平共处”过去之后，马上就开始“干仗”——“义气”终归不能当饭吃。在回忆中，唐绍武谈到当时几起比较大的纠纷，都发生在袍哥与青帮之间：
“张树声来自北方，手下徒众多北方人，他到重庆后为了生计，在中下层社会大收门徒，发展青帮组织，因而与本地袍哥时常发生冲突。如重庆仁字袍哥大爷杜云卿，拜在张树声门下，投入青帮，就曾引起了一场纠纷。仁字袍哥大爷田得胜，得知杜云卿投入青帮，即传集各堂袍哥大爷，在重庆百货业公会，根据‘汉转青、剥皮抽筋’的旧规，责令杜云卿跪伏地上，大加斥责。结果杜云卿悔过服罪，退出了青帮。还有—个丨警丨察所长仁字袍哥郭建屏，拟入青帮，被其拜兄唐绍武严厉制止。”
戴笠本人就曾经在“帮”，深知帮会组织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破坏力，因此他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有“合法身份”的国民自强社。
这时，国民自强社的第一任社长余仕高已经去世，继任者是石孝先，此人野心不小。唐绍武回忆说：
“1938年，在余仕高老病将死之际，石青阳的儿子、仁字袍哥石孝先由外地回到重庆。他见国民自强社有法定手续，对本埠袍哥又有一定权力，便趁众人不甚重视的时机，向各方运动得任总干事。他就任后即着手改组内部，以冯什竹任副总干事，以仁字袍哥五人、义字袍哥五人、礼字袍哥三人、智、信两堂各一人分任干事。唐绍武、李祝三等分任交际、总务各组组长，并拟在全城各街逐步发展分社，壮大力量。他还同肘征得范绍增、陈兰亭同意，领头署名，遍请本埠各银行钱庄、各大商号老板们吃饭，即席发起募捐，共捐得法币二三万元作为国民自强社基金，筹备开办海丰银行，将盈利作为活动经费，使国民自强社顿然活跃起来。”
唐绍武说：“石孝先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靠其父石青阳的关系，在国民党军政界很有一些影响，对搞袍哥活动也抱有政治野心，他改组国民自强社后，向外发出通电，各地帮会纷纷复电致贺，连司徒美堂也以‘致公党’名义电渝致贺。”
唐回忆说：“不久，戴笠的军统局随国民政府迁渝，伸手控制帮会，见石孝先挟国民自强社领导重庆袍哥，虑其坐大难制，乃屡次加警告。但石孝先恃有奥援，竟不买戴笠的帐。”
见石孝先如此“不晓事”，戴笠怒不可遏，唐绍武说：
“1939年夏，军统局突将石孝先逮捕监禁，国民自强社随之解体，几个月后，石孝先被保释出来，从此缄口不言国民自强社之事。又隔了一些时候，他才搞了另一个袍哥公口‘蓝社’，国民自强社从此湮没。”
在“收拾”石孝先的同时，戴笠了解到，“不安其位”的还大有人在，像韦作民、向松坡、杨庆山、田得胜等洪门大佬，都在商议组织全国性的洪门“最高山堂”，于是他与杜月笙商量，准备抢先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民众团体”，把所有的帮会组织囊括在内，以为己用。
对此，蒋介石认为：“洪帮要统一组织起来抗日，万一被‘异党’利用，不堪收拾。四川遍地是袍哥，势力很大，必须控制四川袍哥的各县头头。至于外省外县的洪门山头、清帮老头子，在重庆逃难并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群众，无关重要，但对四川各县的袍哥组织，必须控制。”
蒋还特别指示戴笠，“要用软的手段，不能硬来”。
为戴笠操办这件事的，是老资格的“十人团”成员徐亮和军统的帮会工作专家、前面说过的金玉坡。
1939年冬，由杜月笙出面邀请杨虎、杨庆山、向松坡等帮会首领在戴笠处聚会。席间，首先由杜月笙引起话茬，说“上海青帮头目常玉清等卖身投靠日寇，青洪两门亟应表示态度，并互相督促，表示抗战”，等等。这时，徐亮不失时机地建议成立一个叫做“人民动员委员会”的组织，由戴笠牵头组织，由军统局领导，对此，在座各位均表赞同，并决定由徐亮拟具“签呈”报蒋介石批准。
为此，杜月笙还找蒋介石，向他当面汇报了一次，蒋介石表示同意，并提出：“把全国青、洪帮联合起来帮助政府来共同抗日。”唐绍武回忆说：
“国民党当局迁渝后，见重庆袍哥组织力量强大，符合某些政治需要，决定加以控制利用，戴笠派丨警丨察总队副总队长徐亮出面，联络本地袍哥及外来的青帮、洪门组织，酝酿共同组织一个团体，在军统局领导下进行活动。
以上讲的，就是“人动会”的酝酿经过，唐绍武说：
“几经商讨，各帮会均表赞同，决定取名为‘人民动员委员会’，于1940年夏在本市莲花池江苏同乡会礼堂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袍哥代表有田得胜、潭备三，冯什竹、唐绍武、石孝先、何占云等，青帮代表有张树声，韦作民，洪门代表有杨虎、杨庆山程壮等，另有各帮会骨干分子数百人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