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09)
接着，戴笠开始讲“正人必先正己”，他说：
“民国二十一年我们只有一百人，到今天已经有×万×千基本同志；连我们掌握运用的公开机关计算，总数不下×万人。或许在一年之后，我们可以突破×万的数字。由于我们工作迅速的开展，所以同志数目也就随之激增；尤以近两年增加的速度最快。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以为这也是我们最危险的时期。这一个时期如果遭到大的打击，比哪一个时期的影响都要来得严重！”
戴笠列举说：“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特检工作；在内政方面，全国警政差不多重要部分都是我们同志掌握；至于在军事方面，各位知道，我们简直关系更大。”
戴笠说：“今天主任在纪念大会中，特别把领袖早几天在八中全会的话申述了一遍，说今后敌我胜败的关键，大半要取决于经济。而美国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这次来华考察，也说中国战时经济走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这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中国在经济方面并不需要多少帮助，这又是一位美国经济权威的看法。”
国民党的五届八中全会是在1941年3月24日召开的，此时，中国抗战已进入最为艰苦卓绝的三年（1940年—1942年），其困难，主要表现为财政危机，行政院已于1941年2月设立经济会议，采取一切手段调剂粮食等短缺物资，平抑物价。
在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强调“经济统制”，通过了《动员财力，扩大生产，实行统制经济，保障抗战胜利案》，《“战时党政三年计划”及“国防工业战时三年计划纲要”案》、《请迅速实施战时计划经济以加强抗战力量奠定基础案》、《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案》等一系列决议案，并决定行政院增设粮食部和贸易部。
上述决定的核心是两点：一是全力增加财政收入，二是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军事上来——“意在创造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消灭居间剥削阶级，使财政经济均得调剂。”如《改订财政收支系统议决案》，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和自治两个财政系统，国家财政“包括中央与省之财政通盘筹划，统一支配”，自治财政“以县为单位，俾收因地制宜之效”；此外，民国时期的盐、糖、烟类和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和主要日用品的专卖制度，也是在这次会议之后，逐步完善的。这些措施，对于增加税收起到了很大作用。
提到蒋介石在五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戴笠当然有其用意，他要以此强调“团体”的作用：
“前此缉私署的成立，就是因为领袖预见这个问题关系抗战财政的重要。讲到这里，我附带要报告最近缉私有关的事情，就是我身边的一个警卫和一个司机两位同志因运动走私判处枪决。这并不是我把同志的生命当儿戏，而是我们要想‘正人’非先‘正己’不可！”
戴笠说：“我们知道，今天全国总预算是七十万万，事实上只有十万万的税收，其余的数目，发钞票吗？借外债吗？都不是根本办法，而且太危险！但如果我们缉私工作做得好，便可以增加几倍的税收，解决抗战财源的大部困难。单就缉私一项来说，我们的工作关系抗战建国前途已是如此重大——其他可想而知。”
——其实，“发钞票”、“借外债”，正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不“三”法门——前述戴笠所说“美国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是应宋子文之邀来华考察，其目的之一，就是想争取美国援助。至于钞票，当然更没有少印。
戴笠说：“总之:打仗需要税收充裕，充裕税收是我们负责；需要军火制造迅速，警卫军火安全是我们负责；需要军事调查，而军事调查是我们负责；需要肃清贪污，而肃清贪污是我们负责。……一句话，国家需要什么，什么便是我们负责；这是我们工作目前的现况。”
戴笠说：“为着不辜负领袖的期望，为着发挥团体的光荣，我们应该迅速改进缺点，加强我们工作的效能。因此从三日起，我们将有一个工作会议，希望大家同志就自己所见到的，尽量提出意见，贡献给团体。”
戴笠说：“九年来我们一贯的总是以××利益为唯一前提，以革命行动为唯一要求，不自欺，不欺人，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摩顶接踵，为领袖分劳分忧。我们这种作风，不要说比之一般无组织无训练的老百姓已是髙人一等，就是在革命范畴里有地位的人吧，讲政治斗争技术，恐怕也不过如此！”
在这里，戴笠所说的“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是军统的又一核心理念。
戴笠说：“记得我这次到兰州，×××先生说我的学生训练得好，我当时回答他说：‘我这般学生有如家中的闺女一样，家里关防当然很严，但是门外的环境却特别坏，有许多轻薄子弟油头光棍在那里窥伺引诱，所以将来门一开，我这班闺女是不是能够永远保持贞洁，还成疑问。’”
戴笠所说的“×××先生”，指的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前面说过，1941年春，戴笠到兰州主持兰训班第二期毕业生的分发时，曾见到朱绍良。
戴笠勉励说：“要补救我们的失败和退步，使我们的工作得到胜利，要使我们这个革命家庭日趋兴盛，我觉得非常容易！我们只要看，在今天三五百年前，许许多多人不都是过了几十年便无声无臭，与草木同腐朽了吗？为什么有些人的精神事业却辉煌灿烂，历千百年不可磨灭？这就是由于他们对生活生存的意义认识得清楚，把握得坚定，所以才能有这样成就。因此我要大声疾呼，劝告大家同志：人生不过数十寒暑，我们如果要想万古千秋，精神不死，则生在现在这样的时代，献身于我们这个革命团体，从事神圣的特工，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最足以有为的机会！我们千万要振作志气，发愤自强，不要辜负这一时代，错过这一机会！”
说到这里，戴笠顺便解释了一下“不准结婚”禁令的初衷:
“我这个人虽然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得过博士，但我的母亲告诉过我许多做事的道理。为什么我去年下令不许同志在抗战期间结婚。就是鉴于当前生活这样高昂，惟恐因此增加同志的经济负担，甚至形成拖累，无法解脱，小之影响个人精神，大之妨碍团体工作。我前面讲的两位同志！一警卫、一司机之陷于法网，就是由于他们平日不能安分吃苦，循规蹈矩，却尽在个人生活方面讲究阔绰，多欲多求；结果弄得经济不够支配，想不正当的方法来找钱，为团体纪律所不容！这件事给我们的警惕与教训实在太大了！今后团体纪律当中不能说没有这两个同志一类的人，但我总希望能够日见减少，乃至于绝迹才好！”
戴笠说:“近两年来，我们有不少的同志犯法，被处极刑。这不是我们的高明，也不是我们的威风，更不是我们拿同志的性命开玩笑，完全是为保持我们过去光荣的历史，贯彻我们先烈牺牲奋斗的初衷，不得不如此！而且非如此不足以整饬我们的团体，健全我们的组织，求得多数人的成功，保障多数人的政治生命！但‘家人犯法，罪在家主’，‘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对这类事件发生，我只有自责，只有自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