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06)

如前所述，对于军统与戴笠，唐纵不仅有自己的冷静观察，更有“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在1939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唐说：

“外面人认为我与雨农关系如何密切，但是雨农许多东西就不经过我转呈。政治上的关系原来如此，不经过我转呈也好，彼此保持一点微妙处也有意思！”

所谓“微妙”，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持距离，就像张令澳所说的，正因为唐纵出身于军统，更要避免偏袒之嫌。沈醉说：

“当时唐的作风，是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和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显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侍从秘书曹圣芬，是湖南人，戴笠叫我多与他拉拢。戴除了直接送东西送钱给曹外，还要我经常请曹上馆子或送东西多与联系。我从曹的口中也了解到唐的不少情况，曹告诉我，唐对军统从来不敢公开包庇，别人攻击军统的情报都一一送给蒋去看，并且还尽力讨好cc系的头子，联络宪兵副司令张镇，巴结政学系。”

当然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对于军统，唐纵能起的作用，那才叫“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高手做事都是不动声色的。这一点，张令澳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唐纵此时利用战争的有利条件，为戴笠出谋划策，建议蒋介石逐步把交通、丨警丨察、邮电等部门归军统掌握起来，实行军事检查制度，扩大了军统的权力，深得戴笠的赞赏，成为军统有功之臣。”

在蒋的身边有这样一位“奥援”，戴笠当然不能亏待唐纵，沈醉回忆说：

“一九四一年冬我调军统局总务处长时，戴特别叮嘱过我，说唐的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今后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我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不要等唐开口，应主动地去照顾他的生活。唐当时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小平房，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我每月都去他家，除了送日用品外，经常问他老婆家中缺少什么，随时派人送给她。唐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一笔现款，也是交给他老婆。”

沈还说：“唐有一个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蒋集团中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这一点最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我虽每月能和唐长谈一两小时，也从来不易听到他说出什么机密的问题。”

自从当了第六组组长以后，原本就一丝不苟的唐纵更加严谨，几乎成为苦行僧，张令澳回忆说：

“唐纵大部分时间都守在第六组，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具军用电活，随时准备接听官邸打来的电话，他处理公事认真、迅速；空下来的时间就阅读文件，看书，复信，记日记，常到晚间10时以后才回家休息，生活极为严肃刻板。”

在唐纵的日记中，经常能看到他的反思、检讨，并注意随时改进，充分表现其思维缜密，以及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如：

1939年7月14日：“近来感觉综合审核，尚未上轨道。每日情报目录，仍无系统，亦无条理，尚有五十余件报告未奉批下，惟恐遭受斥责。正诚惶诚恐，忽奉批下，幸未斥责。于是午睡也不睡，立即设法补救整理，规定缮写报告时间，除有时间性者外，一律定期汇编。又恐每日呈阅者甚少，为使委座明瞭实际情形起见，作一次要情报目录表，每日附呈，以免将来各主管负责人疑我留存不报。”

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提醒自己说：“以后凡进呈主任、呈委座公事，均须自己经手，自己过目，自己拿办法。”

同年8月16日：“当此中日大战，我能参与机要，对于国家大政，为一极重要难得之经验教训。苟能一一纪要，将来身当任何危难，亦能应付裕如。故我现在必须收集此项材料，分军事、政治、经济、外交逐次分别纪录。”

同年11月24日，张治中工作疏漏，被蒋介石怒责，唐纵在日记中记载说：

“今日张主任在研究大会席上，报告此次***在延安受伤，电请派飞机接送莫斯科治疗。航委会无机可派，正踌躇间，延安电称，已请莫斯科派飞机来迎。委座对于此事甚怒！责令航委会一定派机去接送，不许苏联机来迎。张主任称，当初未深察，及委座责备后，始恍然领悟！”

——1939年7月10日，***在延安摔伤右臂，经治疗效果不好，决定赴苏联治疗。

***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部长，中将军衔，他受了伤，居然要苏联派飞机来接，蒋介石焉能不怒！此后，***乘航委会的专机到兰州，转迪化，乘苏联飞机赴莫斯科治疗。最终，这次受伤导致周右臂终身残疾。

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引申告诫自己说：“可知做事，不可丝毫忽略，不可有千百分之一之懈怠！”

没多久，唐纵也犯了一次类似的错误——

1940年3月4日至9日，“大本营”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战区和各集团军参谋长，前面说过，就是在这次会上，蒋介石第一次提出了“便衣混城”的概念。

在3月13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上午临时奉命参加委座宴会陪客，一时来不及整理，临时通知，客人亦未到齐。”

这时何应钦来了，见到唐纵，便问：“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请了没有？”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即叶剑英中将，很显然，何应钦担心因小事疏忽，引起友军的误会。

问题在于，唐纵是临时叫来陪客的，并非会务人员，请谁没请谁，他无从知道，于是随口回答说：“请了吧。”

这话真不像是唐纵说出来的——对任何一个军人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都是大忌，何况是长官在发问！

果然，何应钦听了极不满意，当即板起脸来，教训说：“到底请了没有，要查清楚，以便讲话。”

此是唐纵已经是少将了，但何应钦是黄埔军校总教官、军政部长，被他骂几句，太正常了，别说骂得对，就是骂错了，也得老老实实听着。

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追记了此事，并说“听后不胜惭然！赧然而退”。

此后，唐纵任事，更加小心谨慎。1940年4月19日，蒋介石赴成都公干，唐纵奉命随行，在4月23日的日记中，他记述说：

“上午军校第十六期三总队毕业典礼，我着了军服参加。有人请我随委座乘马阅兵，我看陪阅官甚少，仅有贺、邓、潘等数人，我如同行，恐招物议，未去。”

唐说的几人，“贺”指贺国光、“邓”指邓锡侯、“潘”指潘文华，都是方面大员，唐纵觉得自己官职卑微，如果仗着蒋介石随员的身份，一同“招摇过市”，担心引起他人反感，因此拒绝了这个“出风头”的机会。

在4月25日的日记中，唐纵评价四川军人说：

“川中军人政客相勾结，自组各种俱乐部。俱乐部有醇洒美人，有空中台阁，如是各种幻想、推测、奸谋、邪说，从此而出。有无常识之军人，有播弄是非之政客，川局安得不乱！”

在日记中，唐还说；”四川之政治，容易动摇，四川之生活，容易坠落！非苟语也。”

在6月26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何总长问於组长，侍从室有两个唐参谋，不知我的名字，更不知我的职务，颇有所感。”

在这里，唐纵的意思是说，何应钦只知道侍从室有两个“唐参谋”，但不知道其中有一个叫做唐纵，更不知道这个人曾被自己当面训斥。

在日记中，唐纵感慨说：“现在一般招摇的人，倒易为要人知道。”

看唐纵的意思，另一个“唐参谋”就是这类人。

——这个人叫唐保黄，1907年生，湖北应城人，南京中央军校八期毕业生。

事实上，唐保黄还真有招摇的资本，因为他是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这个学校据说与美国“西点”齐名。此外，唐保黄还娶了一位英国籍的太太。

凭这两点，唐保黄想不招摇都不行。

按：唐保黄的这位太太，日后名气比唐大多了，她就是作家韩素音。

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再一次提醒自己：“尽忠职守者，不一定为要人所注意，但我依然还是保持我原来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