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05)

作为唐纵而言，在侍六组组长这个位置上，有两个难于处理的问题。

其一即张令澳所说，唐纵有第一处和第二处两个上司，从序列上说，他归陈布丨雷丨管；在业务上，又须向侍一处主任汇报。

侍六组成立以后，侍一处主任换过四次，由张治中、而贺耀祖、而林蔚（复任）、而钱大钧（复任）、而商震。

钱大钧、商震二人，在侍一处任职时间较短，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张治中，唐纵是有看法的，主要源于“长沙大火”，导致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位黄埔同学被枪毙，其中酆悌还是力行社骨干，与唐纵是一条“线”上的，唐曾在日记中说：“张主席（张治中）不负责，害了力余（酆悌字）”。

张治中任职侍一处以后，唐又曾在日记中讥讽。因此对张，唐纵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反正不招惹你，至于心里怎么看另说。

另外两位任职较长的贺耀祖和林蔚（前面说过，以侍一处主任而兼任军统局挂名局长的亦只有这两位），唐纵均小心伺候，从未发生任何不愉快。

同时、贺、林二人也比较知趣，张令澳说：“贺当上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后，还兼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的上将局长，但他从不过问军统的事，一切悉由副局长戴笠负责；甚至把他自己的图章也交给了戴，以供签发军统文件时用。”

张令澳回忆说：“其实这也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以为那时的戴笠资历尚浅，不足为中将局长，所以叫资深的贺耀祖兼任，也可看作是对戴的一种监督，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军统呈送侍从室的情报密件，盖的是局长贺耀祖的章，却又送到了作为侍从室一处主任贺的案头，由他自己核阅自己的呈件并签注意见，这种情况使我们在侍从室工作的一些人感到好笑，而蒋介石却见怪不怪。”

张令澳评价说：“盖因蒋本人也往往不分高低地自兼许多职务，如外交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等专门职务，非他所擅长的，他也兼过，因此发生下一级的蒋介石呈文给上一级的蒋介石，此类事，在侍从室常可看到。”

对于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唐纵则由衷敬佩。许多年以后，在一次对陈的“追思会”上，唐称赞说：

“布雷先生待人接物，真挚温煦，书生本色，尤其极富正义感、是非感，坚持‘和而不同’的真情至性。”

唐纵回忆说：“战时重庆生活非常艰苦，有一年，朋友送了我几筒‘三五牌’香烟，我因为他喜欢吸这个牌子的香烟，便拿去转送给他，想不到他一再不肯接受，两个人弄到很为难；最后，我向他说明：‘布公知道我不吸烟，这是朋友送我的，并不是我为你花钱买来的，我又不是来向你有所干求，几筒烟并不会有玷你的清操，你受了也是取不伤廉。’这样他才勉强收下。”

在回忆中，唐盛赞陈布雷的“正义感”和“超然立场”：

“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陈布雷）和各方面人士都有接触，但从不偏向于那一方面，像这样大公无私的超然立场，说起来是理所当然，谁也应该如此；可是实际做起来，其困难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事实上，唐纵也面临着类似的难题，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在侍六组工作，如何与戴笠相处、怎样才能在军统局的问题上采“超然立场”，所以唐才对陈布雷的“和而不同”感触尤深。

作为侍六组组长，统筹协调所有特务部门工作，从某种意义上，唐纵已经成为戴笠的上级。但在戴面前，唐永远是小弟。没有戴笠的援引，唐纵不可能进入力行社，也就不可能成为特务处骨干；没有戴的力荐，唐也不可能进入侍从室，更不可能当上少将组长。

可以说，没有戴笠和“团体”，就不可能有唐纵的前程，过去如此，今后亦如此，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因此，对于军统的关照，那是必须的、不做不成的。张令澳回忆说：

“第六组几乎充满了军统出身的特务，他们担任收发、文书、缮写，绘图等工作，由唐纵要求戴笠慎重挑选，保请侍从室两处主任加以任用。他们受过严格的训练，平日埋首工作，言语不多，重视保密。唐纵对这些事务人员极严，白天准吋上下班，晚上还要上夜班，有事外出须请假，限制其社会活动。”

张令澳说：“唐纵有一位妻舅姓李的，在六组当中尉文书，除为唐纵家里服务外，也负有监视这些人员的责任。他们被选拔进来，认为是幸运的，因为在侍从室熬上几年，回到军统局就能升官，或能外派出去当一个小县的丨警丨察局长，或做地方的检查所长，独当一面，就有油水了，所以在第六组时勤恳工作，不敢怠慢。”

更重要的，是唐纵与戴笠个人的相处，由于侍六组的职能，使得双方的关系不像原先那么单纯，变得十分难于“拿捏”，必须调整。

在戴笠，是在保持与唐纵原有的“热络”、“近便”、“亦兄亦友”的同时，把自己的“身段”适当降低一些，让唐感受到，自己已经知道彼此地位的变化，并做了相应调整，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与对方的“敌体”关系，好比夫妻，彼此平等才有和平共处，才谈得上进一步利用这种关系，获得彼此需要的东西。

在唐纵则正相反，首先是保持原有对戴笠的尊重不变，尽可能避免让戴感到不适，这个没办法——于公于私，戴笠都是“团体”的老大，而唐纵，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团体”的一份子，不能忘本，在官场上，忘本是大忌，要遭报应的，会死得很惨（当然站错了队死得更惨，“选边”是亘古难题）；同时，唐纵又要适度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思维，不能像原来那样一味地由着戴笠的性子来，否则一是工作没法干，二是“坍”了自己的台，别人还看不起你，这就是所谓“和而不同”。

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家都是聪明人，彼此都还做得不错。检阅“唐纵日记”，仅1939年一年，就多次提到与戴笠的往来，如：

4月13日：“早上丨访丨晤雨农，他送我手表一只，并谈此次河内、上海、天律工作经过，同时征询我重庆市丨警丨察局长人选的意见。他提三人中，我仅对乐干加以说明，其余未参未议。”

7月14日：“晚上其武送来雨农兄左轮手枪一枝。”

8月4日：“在戴雨农处午餐时，同餐者有熊小姐及其女公子。”

8月25日：“雨农约我谈话，谓苏德不侵犯条约，委座颇表乐观，嘱选俄法武官人员，问我有何适当人员否。”

9月8日：“上午雨农约我与甘介侯、朱世明、何浩若等谈欧战现势与我国对策诸问题。”

9月19日：“下午赴乡追吊雨农夫人。吊毕，雨农与我讨论莫斯科情报。雨农问是否抗战到底？我说，如果苏日妥协成功，则吾人必须重新决策。外交在于知机，有时尤要投机，抗战二年多，外交始终是失败。当德苏协定宣布时，我即应立时转变外交方向，当机不断，至有今日，可不慨叹！谈至此，雨农出其和知表示愿与我作荣誉谈判书柬若干件。”

按：“和知”当指和知鹰二，日本的“谋略专家”。抗战初期，和知鹰二曾通过萧振瀛谋求“孔祥熙路线”，为蒋介石断然中止。1939年10月9日，蒋介石在给孔祥熙的一封信中说：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

其他没有载于日记的，肯定还有，从这些会晤来看，多以戴笠为主动，有些纯粹是为增进友谊而做的私人应酬，如送手表、手枪等礼物；有些是为了探听消息，或征询唐纵的意见，毕竟唐在蒋的身边，多些信息来源没坏处。

此外，戴还尽可能地“外化”对于唐的尊重，这一点主要是做给别人看到的，沈醉回忆说：

“一次，戴在军统局的局务会议上公开提出，唐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故意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要大家都尊重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