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04)

张治中是1939年3月16日上任的，他一来，唐纵马上萌生退意，连去处都找好了，在4月27日的日记中，唐记载说：

“西昌成立补充训练处，我有意担任此项工作，於组长为我签呈委座，张主任亦已同意。我知道张主任会同意的，因为第六组，张主任想保人，我如果走了，给他一个方便。”

很显然，唐纵感受到了某种压力，从他的日记看，张治中和於达，似乎都巴不得他赶紧离开侍从室。

但是——蒋介石不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接着说：

“公事今天批下来，委座在何部长报告表上批示，暂缓为宜。於组长签呈则未批示，足见委座对我尚有相当默认。此事如果不蒙委座批准，则我今后无带兵机会矣。”

唐纵正在积极准备到西昌去做带兵官，在5月8日的日记中，他说：“我把这几个月来委座的手令，有关于训练者，抄下，以备将来为训练实施时之根据。在手令簿内，发见委座对于游击队之指示，与我前次之建议意见相同，心甚欣慰！”

同一天，唐纵还会晤了戴笠，他记载说：“雨农希望我任第六组组长，但是侍从室的情形我知道，张主任自己有人，他决不愿意放弃。”

5月10日，唐纵接到了一份“委任令”：“兹任唐纵为西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支少将薪，此令。委员长蒋中正”。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两天之后，峰回路转，5月12日，唐纵在日记中记载说：

“知西昌事又有变动，委座要我担任第六组组长，我殊不愿意有此消息。第六组组长一缺，张主任保四人：徐培根、肖赞育、吴石、滕杰。奉委座批示：‘唐纵不必外调，由唐担任可也。’可见委座对我甚为重视与信任。”

至此，蒋介石一锤定音，唐纵成为第六组组长，张令澳说：“于是在侍从室第二处之下，增设第六组，委派唐纵主持，从此，唐纵的地位更为重要，直接为蒋介石处理情报和特工了。”

在5月15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

“上午小组会议，於组长当众宣布移交第六组，同时，第二组与第六组之业务从此分离，而且严格的分离。其意，第六组此后不得与闻第二组之事，（以免）激起同事间之反感。”

在日记中，唐纵还透露了当天开会的一些细节：

“侍从室各组长都是少将阶级，同事均望我能实任少将组长。我不便自己主张，唯听第二组公意办理。黎参谋拟稿以少将待遇，於组长殊不愿意，加签主任请示可否！主任亦不裁决，批签呈委座核示。”

在5月17日的日记中，唐纵说：

“我升任组长，於组长已觉出乎意料之外，晋任少将，自然更属不愿。后经侯参谋、黎参谋仗义执言，於组长只得签呈委座。今天奉批准予晋任少将，则又出乎於组长意料之外也。”

按：唐纵说的“侯参谋”，指侍二组参谋侯志磬上校（军校七期炮科毕业）。

至于“黎参谋”，在“唐纵日记”的注释中说是指黎铁汉，这是不对的，黎铁汉是侍一处第三组的人，与第二处毫无关系，怎么会参与关于唐纵待遇的讨论？更轮不到他来“拟稿”。

事实上，“黎参谋”是黎天荣，1909年生，广东电白县人，军校七期毕业。抗战开始时，黎系陆军大学第十四期学员，后黎与同期同学侯志磬一同被选入侍二组当参谋，上校军衔。黎天荣回忆说：

“当时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也电令陆大代教育长周亚卫，要在十四期学员中选两人任侍从参谋。周亚卫向十四期学员公开宣布愿去者报名。当时报名者有侯志磬、汪××（名忘）两人。由于各部队纷纷直接向陆大要人，而陆大同学亦有自找门路到各部队的，造成混乱现象。因此陆大自十四期起，军令部规定对毕业学员要统筹分配。我和十余位同学被分配到军令部服务。一九三八年七月间我们由长沙到武昌军委会军令部报到。我被分配在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裴）第三处（处长罗泽凯）服务。军令部临时派我视察武汉江防工事后，被通知调侍从室服务。因原先报名入侍从室的姓汪的同学未来，故由军令部次长兼侍从室主任林蔚选我入侍从室第二组补姓汪的缺。”

在侍二组中，侯志磬主管情报业务，黎天荣则主管作战与人事业务，此所以黎有权为唐纵“拟稿以少将待遇”，於达尽管是组长，但“县官不如现管”，无可奈何。

侯、黎二人与唐纵几乎同时进入侍从室，且侯与唐同为情报参谋，所以他们均为唐“仗义执言”（此后候亦被唐调入第六组工作）。

1939年8月，黎天荣离开侍从室，升任六十六军参谋处少将处长。后侯亦调升军政部炮兵司少将司长。

至此，唐纵不仅当上了组长，且挂上了少将军衔，与他的戴老板比肩，唐怎么能不对“校长”感激涕零，在日记中，他说：

“委座对我可谓相当重视，一周之内，三迁其位，我将如何努力以报答领袖知遇之隆也！”

5月20日，唐纵接到“任命状”：“兹任唐纵为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

张令澳就是这时，经邵毓麟介绍进入第六组工作的。

按：邵毓麟，1909年生，浙江鄞县人。

邵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当年与参与对日谋和的高宗武、董道宁并称“九大三鹰”。回国后，邵先入外交部，后被选入侍二处，作为日本问题专家，邵毓麟系陈布雷的得力干将。

此后，因邵被派到外交部当情报司司长（仍保留在侍从室的身份），陈布雷需要补充一个对日本情况比较熟悉的干部，而邵也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在侍从室做自己的助手，遂推荐了自己的同乡、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的张令澳。

此后，邵毓麟成为著名的韩国问题专家。

张令澳很清楚地记得，他与邵毓麟一同去见陈布雷的时候，陈问了他的情况，即说：“此事还要同乃建（唐纵字）组长商量。”

隔了一个星期，张令澳与邵毓麟一起去见唐纵，当时唐很客气地与他们聊了一会儿，就对邵说：

“令澳同志的事，我们已经签呈委员长批准了，只待委座亲自召见，我欢迎他来六组协助你工作。”

对于唐纵，张令澳评价说：“唐纵办事有一个显著特点：头脑冷静，思虑周密，处事精细，平时对揣摩蒋介石的意图和作风肯狠下功夫；而且守口如瓶，不露锋芒，廉洁自持，不招惹是非，在近10年组长任内，越来越得到蒋的欢心。”

张还说：“唐这个人，外表斯文安详，白皙的面庞配上一副无边白金架眼睛，说活带点湘西口音，语调低沉而有力，他一旦做出决定，你就得无条件照办。他处事慢条斯理，不急不忙，批阅公事，文笔简练，书法圆润，深得陈布雷的赞许。他在侍从室中参加会议，极少发言，勤于笔记，会毕即走，很少和别的组长或秘书闲谈或交往。”

张令澳说：“第六组受第一处和第二处双重领导，第一处主任向例在名义上兼任军统局局长，凡呈蒋介石的公事必须经他签阅盖章才有效，戴笠直到他在1945年（1946年）暴死，正式职称一直是个副局长；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直接管辖第六组业务，所以唐纵对他的两位上司态度谨恭，处处显示他是秉承上峰意志办事，避免自己由于出身军统而袒护军统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