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702)

沈醉说：“我完全按照我在上海所搞过的和见过的一套来着手改组，先从大队部开始，请军统局人事室给我一批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当时人事室几乎是临澧班学生所操纵，我是该班教官，对他们很熟识。这一要求马上得到满足，首先成立大队部书记室，以临训班学生邓毅夫为主任，原来的书记王秉钧因非军统，仍暂以他为书记室书记，好让邓慢慢把情况弄熟再撤换他。因为当时军统外勤单位的主管官，要调动一个军统特务，非通过军统局不可，而对非军统则可任意撤换。”

这一通“扬刀立威”颇有效果，重庆的“老板”们纷纷向沈醉表示了“报效”之意，在3月21日的日记中，沈醉说：

“下午一回来，看见桌上摆着一份聘书，是川剧联合会聘当顾问。下午偶与夕峰兄谈及《花溅泪》时，国泰跟着送上一张头等票，并附上一请单。接着与夕峰在新味腴吃晚饭，该店经理又招待一次。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呢？”

在次日的日记中，沈又记载说：“闻各较大商店之经理等有意为本队工作，偕夕峰一一面谈。彼等欲望很高，有点使人不敢领教。”

内部的调整也相当顺利，沈醉说：“我在大队部里新成立督察、司法、总务三个股，分别以临训班学生邵华、李湘、凌峻拔任股长。我还向军统局要求，把局里的警犬室人员和警犬分一部分到大队，以军统局警犬室主任王芝禄兼大队警犬室主任。另外，我向丨警丨察局要求，把指纹室分一部分人员到大队来。”

队伍“理顺”了，沈醉才好着手干“正事”——整顿牢狱。他回忆说:

“有天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哭声和打骂声，我连忙起来一看，原来是看守所内的‘老犯人’正在打骂一个很年轻的‘小犯人’。这时，看守的队员也赶来向我报告，说这个新来的小犯人不听老犯人的安排才被打骂。他劝我去休息，让他来处理这一问题。”

在回忆中，沈醉解释说；“所谓老犯人者，都是些长期关押的犯人，后来成了看守所的大小牢头。其中一个最老的，竟在里面‘住’了两年多，慢慢形成了他的‘地位’，成为看守所的头目。他手下还有三个一年左右的小头目，帮他欺压新来的犯人，谁敢不听，便立刻实行打骂或不准吃饭睡觉。”

沈醉说：“犯人入看守所照例是经过检查，把一切财物搜出来，由队部代为‘保管’。有些没有被搜走的东西，这个头目便攫为己有，还不准犯人声张。至于新来犯人家里送来的吃穿等物，照例先得‘孝敬’他一半。因此，他住在这里，比当时一般公务员的收入还要高。老犯人得到这个美差并不简单，所以也不打算出去，还百般巴结队里的人员不处理他。”

沈回忆说：“我检查这个‘老犯人’的行李时，发现他不但有三四条很好的被子，还有一个小皮箱，打开一看，连我都吃惊。他箱子里面不但有一叠叠的现钞，还有美钞、小块黄金和几只手表，七八支金笔，都是从别的犯人那里刮来的。这个老犯人的‘家当’，还只是他‘孝敬’过看守队员之后留下的东西，因为两年多来进出的犯人有几千，他把犯人的财物搜得干干净净，还能代替看守人员管理犯人。因此，谁也不想把他送走，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的乐园，可以为所欲为地在这个小天地中横行无忌。”

对此，沈醉极为愤怒，在日记中，他说：“此中黑暗诚不堪为外人道，余不彻底整理，谁能来做恶人。”

沈回忆说：“当晚我从近一百人中清出四十多个关了一个月以上未处理的人犯，只将其中十多名因政治嫌疑被捕的留下来继续进行侦讯，而对小偷扒手一类未处理的，连同那个头目、小头目，于第二天一律解送丨警丨察局司法科去处理。”

在对内部的整顿中，也不是都那么听沈醉的摆布，在3月27日的日记中，他记载说：

“司法组傅副组长自余发表其调第一组工作后竟不到差。此举余曾考虑再三，以其品行撤职有余。不意彼仍执迷不悟，余一气之下乃悬赏缉回，厉声痛责并予收押。过去以宽失败，今后不能不严。侦队中我不做阎王，谁能管这班小鬼。”

1941年4月1日，军统局迎来了成立九周年的“四一大会”，这个“年会”是军统局每年一等一的庆典，早就开始筹备了。

在前一天的日记中，沈醉说：“为了要参加明日的大会，理了理发，借了一套衣服。不能不要求整齐，多么隆重的一个典礼呵！”

在4月1日的日记中，沈醉记载说：“我们的工作九周年纪念日，一大早赶到局本部。各地来的代表和在渝的外勤与局本部全体同志共一千余人，挤满一堂。在公祭历年死难同志的典礼中，老板连哭带读的在念着祭文，半数以上的热情同志，都不约而同的随着流出了热泪。”

1940年4月1日，军统局首次召开“四一大会”，蒋介石曾出席，今年代表蒋介石出席的，是侍一处主任贺耀祖。

从军统局成立，无论是作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贺耀祖、还是作为侍一处主任的贺耀祖，一直都是军统局的挂名局长，但他却从未管过军统局的事，甚至没进过军统局的大门，为此，戴笠特派黄康永去接他。

黄康永，1910年生，湖南宁乡人。

黄康永是中央军校高教班二期毕业生，勉勉强强算是个“黄马褂”，时任军统局人事科秘密人事股股长。

回忆起这次“四一大会”，黄康永说：“我同贺耀组有同乡世谊，对他的家庭比较熟悉，我又是‘四一大会’招待组副组长，戴笠要我去迎接贺耀组。贺耀组同他的家里人都向我笑着说：‘做了几年的军统局局长，军统局的大门和办公室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呢。要我去讲话又讲些什么呢？’”

黄康永说：“这虽然是一句笑话，也可说明戴笠脑子里根本不存在自己上面还有一个局长。一般特务，也没理会还有一个什么局长，大家只知道戴笠是军统局唯一的‘老板’。”

陪同贺耀祖出席大会的，还有特务处时期的元老、时任侍二处第六组组长的唐纵少将。

——1938年6月1日，唐纵进入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军事参谋组）当参谋，上校军衔。也就是说，还在军统局成立之前，唐纵就已经离开“团体”了。

前面说过，蒋介石的“侍从室”很像前清的军机处，侍从室的几个主任是军机大臣，唐纵他们这些参谋就是军机章京，各组长则是军机章京“领班”，除了处理日常公文之外，还要对相应的业务进行“赞画”，提出“方略”。

对这样一份工作，唐纵非常用心，接连上了几个“条陈”。在1938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唐说：

“我的意见书，昨天晚上送上去，今天批下来。对于兵员补充问题，批交军政部、政治部、××××青年团研究实施。对于西北、西南两大战场之筹划，未批。但对于新疆问题，用红铅笔加圈加点，想系拟办不当之故，未批。对于第三项，对于命令实行之实施检查一项，奉批‘此可实施’，并圈上加圈，特别注意。我很高兴，一个意见，能得到上面的赏识，这是无尚的快乐。”

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唐纵说：“几个意见，均蒙领袖采纳，但是交下实施时，更无下落。自己坐在侍从室，眼见如此，真是有些心痛。”

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唐纵说：“今日向委座写一报告，分析国际形势与情况判断，并建议对时局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