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99)
重庆生活（二）
1940年底，第三战区便衣混城队学员训练完毕，编练处即将改为督导组，所有教官另行安排工作了，沈醉终于奉戴笠的征召离开江西。
吃了半年“粉笔灰”，沈醉成熟多了，在1940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他说：
“在奔波劳碌的岁月中，与披星戴月的时光里，只有把我锻炼得更强健，更精明；明天，我要从梦一般的环境里翻上一个身，把全付精神振起去赶上未来的光明前程！”
沈醉的新工作，是重庆市丨警丨察局侦缉队队长，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军职，但刑事侦查、追缉人犯，却正是沈的长项，对此，他十分满意，在1941年1月12日的日记中，沈痛下决心说：
“余决以全付精力去干一个时期，过去在常（指湖南常德）所未曾实现的计划也决心去完成。我没有其他更髙的欲望，这是最能适宜于余个性的工作。这次想要实行的是把过去研究的东西……去实验一下。除了组织一研究室外，更希望能把每保训练一义探，每一旅馆、茶酒楼训练一义探，对全体探员更予以种种技术训练。的确，我要好好的干一番。”
1月16日，沈醉离开江西上饶四十八都镇，1月30日到达江西吉安，在这里，沈见到了喻耀离。
前面说过，淞沪抗战开始以后，时任国营招商局护航总队长的喻耀离奉戴笠之命组织“浦东小组”，开展战地谍报工作。此后，喻部被划归俞飞鹏的后方勤务部。1937年12月5日，喻耀离辗转撤到江西南昌，他回忆说：
“（我）晋谒戴先生，报告沿途情况与本队工作经过，承蒙奖励，发特别费五百元。在南昌收容整训十天，奉命赴长沙，再由长沙随后勤部经桂林至贵阳。贵阳驻守一年，移驻重庆。”
此时，喻耀离也是刚刚来到吉安，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吉安检查所所长，他回忆这段时间的工作时说：
“惟新设机构，各方尚不十分明了。尤以军车与高级机关之车辆船舶不服检查，多有走私漏税贩运违禁物品等情事，经一番奋斗后，更以全国各重要地区皆先后设置检查机构，彼此密切连系，甲地违检之车船，迅速通知乙地所站，由其进行检查，使其无法逃逸，更不敢用武力抗拒。倘有违禁物品，照章扣留处罚，于是逐渐就范，使作奸犯科者，不敢公然施为。”
喻举例说：“如初办检查时，驻吉安空军特务旅、吉安师管区及江西省政府车辆，因拦车检查，由殴打而开枪，检查人员多人受伤，幸处理得快，未酿成命案，并得圆满解决。以后所有车船通过检查所，即自动停驰，请求检查。”
喻耀离和沈醉都曾在上海工作，见了面很高兴，当晚，喻做东请沈吃饭，作陪的还有刚刚回到江西的赣南站站长王立生。
前面说过，抗战开始时，王立生任江西站站长，其副手即谢厥成，二人曾在戴笠的指挥下羁押了杨虎城。
此后，江西形势吃紧，戴笠将杨虎城转移到乡下，王立生亦开始做应变的准备，他回忆说：
“民国二十七年，日寇的飞机已开始在全国各地盲目的大肆轰炸。南昌的形势，颇形紧急，我为了减少挂累，一面将我已怀孕而大腹便便的妻子和两个男孩子，连同岳母全家老小，送往万安故乡居住；一面对赣省非常时期的应变工作，作积极的布置，且已计划于必要时将省站移设于南昌对峙西山一带。我购置了大批电讯通讯材料及准备将来游击战时的一切用品。此外并吸收了许多地下工作人员，并预为布置几个秘密电台的地址，和开设几个便利掩护交通接头的小商店。”
正在此时，军统局向江西派出了一位“视察员”，叫做萧漫留。
萧漫留，1908年生，江西德安人，南京中央军校六期毕业生。
说起萧漫留，其实还是王立生的老下级，作为军统局江西站站长，王同时兼任军委会南昌邮电新闻检查所所长，而萧就曾经是他派驻九江的“主任邮检员”。
对于萧漫留，王立生形容他为：“身材矮小，两目斜视，能言善说，工于心计。”
——从周伟龙、马汉三算起，萧漫留已经是军统局的第三个“斜眼”了，不知道戴笠手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人，因具有明显生理特征的人，是最不适合干特工的。而且这几个人不光眼斜，心也不正。王立生说：
“他（指萧漫留）此次来赣视察，对我早有‘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存心。因此，他到赣后不久，便对戴笠先生上了一个电报，略称：‘刻任江西省站工作之王立生同志，对工作缺乏勇气，且其身份已公开暴露，似难适任于非常时期之工作，应请上级迅派一适当人员来赣接替。’上级接电后不久，立即决定令派正在江西视察的萧漫留同志就任接替，并饬克日接收具报。”
王立生说：“我奉电后，如释千斤重负，甚感快慰。惟忖早知如此，甚悔那时不该将我的妻孥送回故乡，因为我的爱妻于回乡后不到半年，竟因难产夭殇，与我成永别了，爱妻的死是我一生事业上一个无可补救的严重打击。”
1938年秋，王立生将江西站站长职务移交给萧漫留，随即离开南昌，准备经长沙赴重庆军统局本部报到。他回忆说：
“抵长沙后，我住青年会，翌日夜深，忽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转来戴笠先生自香港特急电一件，电中大意是：‘熊主席（天翼）对兄仍欲借重，盼中止赴渝，即速返赣往谒熊主席，结果如何希覆为要’云云。”
“熊主席”指熊式辉，前面说过，当年，王立生还在南昌行营调查课工作的时候，就与熊闹得不太愉快，但没想到熊还就是看上他了，对此王也很无奈，在回忆中，他说：“一个情报人员，既已将他的生命奉献于团体，他的行止，自然是无法由自己决定的。”
王立生说：“我奉命后，毫无考虑，星夜搭车由长沙赶回江西省泰和县上田村（赣省府所在）往谒熊主席，当蒙接见，他告诉我，他已奉命兼任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拟对省党部人事，大加调整，已发表冯琦（中统局派任赣省党部调查室主任）兼任省党部组织科长，李林为社会科长，意欲我担任宣传科长一职，特征求我的同意。”
对此，王立生当即表示“对此一工作难以胜任”。
熊听了，问：“你对什么工作才感兴趣呢？”
王也很直率，硬梆梆地说：“只有对情报工作才感兴趣。”
王立生回忆说：“至此，他（指熊式辉）表示要和戴笠先生再行商量。显然，他对于这件事之弄成僵局，内心是不怡快的。最后，他要我在赣多留些时，每月省府并以优薪厚礼送我。”
王说：“此种坐领干薪，无聊的客卿生涯，大约有半年的光景。”
直到1939年春，熊式辉才“放过”王立生，戴笠随即将他派到西安，在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张毅夫手下工作，公开职务是天水行营调查课秘书，上校军衔。
一年半之后，王立生再一次被派回江西，这已经是他“三作冯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