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贴几段零星回忆。权当解闷：
抗战初期政府机构的变更
记得我在资委会工作时曾记一份工作日记，准备将来有机会呈给委员长。当委员长返京销假后，大约在五月底有一天，我进谒他向他报告一些事务，顺便我也向他报告一些资委会的情形。我坦白向他报告说钱昌照是一位专断而廉洁的人，但却不成熟。我说钱氏的能力无法克复中国整个发展实业的问题。我说资委会应该确定实业发展的方向，应该集中力量于我们所谓的重工业，不要太散漫去与私人工业竞争。我也坦白向他建议将资委会改隶于行政院，不要再置于军委会之下。后来他要我写一份报告给他，我遵嘱照办。
委员长在南京仅停数日卽赴牯岭。在炎夏的几个月中，委员长及政府，特别是行政院都到避暑胜地牯岭去办公。委员长行前曾召见我，命我尽快摆脱南京事务赶赴牯岭，与他本人及另一批人会合，准备邀请我和翁文灏事先所拟名单中的那些人在庐山开会。
我于六月一日从南京搭机赴牯岭，同行者尚有教育部政务次长周炳琳。周从政前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他是国民党党员，而且，我敢说，他是一位很开明的人。我与另外一批人，如陈立夫、陈布雷、潘公展等会商，核定邀请参加庐山谈话会（简称庐山会议）人选最后的名单以及会议的各种有关事宜。
如前所述，全部行政院的各部部长、各部政务次长、行政院秘书长、以及各部资深的秘书人员，均于夏令期间赴牯岭工作。委员长在牯岭，行政院院会也要在当地开。由于其他院的人员夏季不赴牯岭办公，这些院的院长及其他重要人员则由委员长约请暂住牯岭。因此，我卽留在牯岭，由秘书长魏道明负责行政院从南京迁移的工作。
从六月初我就到牯岭，与一批高级官员住在当地的美国学校。政府工作照常进行；牯岭与首都间的交通电讯工作也很畅通，因为院长办公室及每个重要部的军用电话效力很好。
续
七月八日晨，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前来看我，当时我尚未起床，他告诉我前一日晚上芦沟桥所发生的事故。他要我立卽报告委员长请示宣传部应该循什么途径发表新闻。他本来可以自己报告，但他要我去，因为在当时我每天至少要见委员长一次。我立卽穿衣前往委员长官邸。虽然当时他已在办公室，但他还是对我过早的进谒感到惊讶。我向他报告，请他指示宣传都应如何发布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他已知道事变的详细经过。他要我转告邵力子，尽量据实报导：「没有限制。」我立卽感到他已决心抵抗日本侵略。如果不是如此，则必定尽量小心，以免刺激国人。接看，他要我当天，或者最迟次晨准备赶回南京。此时，所有重要政府官员均在牯岭。汪精卫于几日前返国，所有部长，除军政部长何应钦外都在牯岭。委员长要我返京立刻向何报告。
次晨，我绝早返京，乘肩与从山顶到九江。途中，我遇到外交部政次徐谟。我问他为何去牯岭。他说委员长电召他来。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他也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他所知道的和我所知道的一样，一点也不少，委员长侍从室的人事单位已经直接和他打过交道了。这也是政府工作的一个例子。要知道，头一天早晨芦沟桥所发生的事故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宣传部长接到通知，但是不知如何发布这项消息。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对此事更毫无所知，我想在牯岭的其他部长也是毫无所知。但委员长却得到事变的详细报告，而且事实上已经下令给前线、北平的宋哲元将军、南京的徐谟。
张学良驻武昌趣闻蔡孟坚
民国二十三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迁设武昌，副司令张学良即住武昌徐家棚附近洋园（系民初修筑湘鄂铁路时外国工程司的住所），当时我奉命拆筑汉阳门至徐家棚的沿江马路。
该路完成后，因居民儿童，初见汽车驰聘，甚觉稀奇。某日张氏自驾敞蓬汽车赴总部办公，忽遇一顽童将一草鞋投入车内，张氏亲掳草鞋，径来丨警丨察局见我，戏谓：「面送礼物一件！」当交出该草鞋，面告勿予追究，望以劝导方式来取缔。
又记得其时某日张民卫队旅谭海旅长来电话，告以与张氏同丨居丨的赵四小姐的大部份首饰被窃，要我派丨警丨察勿动声色去侦察，速为破案。当时我派警员数名伪装整理花园园丁，在无形中侦察，不及二日即查出系张家女佣人所窃，寄存外面，当通知张公馆派人会同提出赃物。
续
彼时驻在武汉的巨头，即为张氏与张岳军主席，加上剿匪总部参谋长钱大钧将军，他们三人均感武汉夏季炎热，一同在东湖学习游泳，我亦参加，聘请武大体育主任袁凌指导。张岳公与钱将军均按时前往东湖学习，独张氏与我以公务忙碌为名，而时常缺课。某日我随张氏一同下水，见其背部斑痕甚多，当询其由，张氏坦白告以可能系以往有嗜好时打针痕迹，足见其坦直天真。此为卅六、七年前的事。
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
战事愈来愈近，若干重要问题，必须召开全会商洽。依本党惯例。每届大会或全会开幕之前，必先谒总理之陵，然后返回中央党部开预备会议，会后摄影以留纪念。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本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照例摄影。正在摄影时，汪精卫突然被刺客狙击，背脊中弹，幸无大碍。刺客为一通讯社纪者，当场被卫兵枪杀。
搜其身上，祇获出入证一枚，为孙凤鸣所有，经晨光通讯社所领取者。凶手既死，查究较难，而此次最大之特殊情况，为蒋公未参加照相。于是谣言蠡起。有人疑为有政治背景，有人则认为主战份子不满外交之懦弱而出此（时汪兼外长）。汪夫人陈璧君女士，则公开在党部扬言，谓蒋公每次参加照相，何以此次不去参加，显有阴谋主使之嫌疑，刺客当场被杀，更有灭口之嫌。众说纷纭，几成政潮之起因。
惟此次蒋公何以不参加摄影，因从陵园返党部，感觉秩序凌乱，精神不佳，故不欲出而参加。不料竟出了大乱子，事虽巧合，终感有理说不清。是日傍晚，蒋公即召余前往，谓此案必须立即澈查，早日破案，庶能澄清谣言，以防政局有变。问余需要多少日子。
其时余对此案虽已命徐恩曾、戴笠着手查究，惟刺客已死，通讯社久已屋空无人，丝毫无确实线索可得，竟大胆答允蒋公，试以一星期为期。出后、即从孙凤鸣之入党表上介绍人二人方面入手推究，凡与其直接及间接有关者，一一传询，竟于镇江附近拘获其同谋者贺步光、张明英等人，承认刺汪不讳。当时中央党部对于此案组成有项目小组委员会，陈璧君亦为委员之一，乃将人犯交由该委员会审讯，始知谋刺汪者，为汪之小组织中份子，因汪登台后，置彼等工作生活于不顾，忿而出此。
该案真相大白，一场风波于焉平息。在全国一致对外之情势下，内部因误会而发生破裂，最为不利，幸余侦破此案，仅费五天时间，蒋公心为之安，对余嘉勉有加。距此案不及两月（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唐有壬被刺死于上海车站，闻为反日份子之所为，其时余已出国，案情如何，则不能记忆清楚矣。
续
自从西安事变发生之晚起，蒋公之背骨，因在黑暗中由华清池避居后山而跌折，时感疼痛不堪，虽后来移居牯岭休息上用各种方法医疗，仍无进步。一日余往蔼，询悉其情，建议请南京域外一中国骨科土医生杨老头子一试。
此人为南京电力公司常备之医生，因电器工人，常有因爬电线杆而跌伤者，中央医院及鼓楼医院医生所不能治者，彼能为之治好，最近并将内子全身关节痛治愈。其法用内功之力，双手置人身伤痛处一前一后，上下慢慢移动，为时约一小时，病者感到伤处发热而舒适，而渐渐痊愈。
经蒋公同意，乃由余带其上山，先请其理发、沐浴、换穿新衣服，然后往见蒋公，开始诊治。第一日蒋公即感到非常舒适，两手亦能向前高举寸许，于是继续诊治，上下午各一次。两星期而痊愈。蒋公大悦，酬谢其一千元（其平时诊费为五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