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98)
陈恭澍回忆说：“他（指蒋安华）是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队长，已被捕一段日子了，如果不是现在看到他，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呢。他衣衫不整，头发蓬松，满腮胡子，一脸霉气，一看就是从牢里出来的。他毫无表情的站在那里，故意避开眼光不看我，万里浪让他坐，他正在思索着如何应付这个始料不及的尴尬局面。”
陈心想：“这可糟了，如果一个一个认下去，迟早总会露出破绽来。其实，破绽已经不少了。”
这时万里浪问蒋安华：“你们熟吗？”
陈回忆说：“蒋摇头，摇得有点勉强，不要说万里浪看得出来，连我也觉得不妙。此刻，万里浪颇有得意状，可是他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追询。”
这时，又进来两个人，前边一个“肥都都、脸圆圆，架着一副墨镜，带着笑容让后面的人先请”。
按：后来陈恭澍才知道，先进门的胖子是“七十六号”的“书记长”傅也文。
陈恭澍回忆说：“我注目一看，后面的那个人正是我们南京区的区长钱新民，这一下可麻烦了。”
说时迟，那时快，钱新民不待陈“有所表示”，毫不犹豫地“抢先一步”与陈握手，同时大呼：“恭澍兄！”
接着，钱再加上另一只手，“作老友重逢状”，连呼：“恭澍兄、恭澍兄。”
至此彻底拆穿“西洋镜”——
陈恭澍回忆说：“钱新民的一声呼叫，戳穿了我的真实身份，也打断了我的一线希望。到了这种节骨眼，如果还想赖下去，那就显得太不够格了。”
这时，陈恭澍的举动，非常有区长的“范儿”：“于是我蓦然起立，把身上穿着的夹大衣脱下来往沙发背上一丢，顺手整一整领带，正色的对着万里浪说：‘不错，我就是上海区长陈恭澍。’”
陈回忆说：“事已至此，一度紧张的心情，反而松快多了，我自己觉得在应付即将到来的诸多问题上，也比较有了定力。第一、我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失掉做一个区长应有的尊严，至于他们将要如何处置我，那是他们的事。第二、这并非单纯的个体事件，我虽失去统驭能力，但仍有责任维护组织的安全，以及千人之众能够继续活动。”
在回忆中，陈恭澍还说了很多场面话，主要是解释自己在今后几年中从事“反间”活动的“苦衷”，在此暂且不提，只说他对沪一区“失事”的“总结”。陈说：
“二十八年八月中至三十年十月底，笔者主持上海区工作两年余，赖同志们之冒险犯难，才得杀敌致果，并在情报工作上有所贡献，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干得有声有色。但由于多重原因及顾全不周，却将得来不易的声名毁于一旦，实笔者之无能也。”
陈分析说：“究竟错在那里？抽丝剥茧，归纳此番失事的直接原因，端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多少还夹杂着一点感情用事的成分。虽然敌伪图我日亟及环境险恶都是事实，如果诿称对手太强，倒不如说是本身的防范松懈来得适当。”
陈恭澍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前‘华北忠义救国军’参谋长齐庆斌、政治部主任张作兴二人，因在华北已无法立足，乃奉调回后方另派工作。于二十九年途经上海时，为增强工作机能，遂电请上级准予留用获得同意。齐、张二位，与笔者同学同事，私谊深厚，有他们参与工作，对我帮助颇大。所以又保荐齐庆斌为上海区书记（原书记他调），张作兴负责电台督察。”
陈说：“张作兴兄脸上有麻子，这是最明显的相貌特征，通常在特务工作中，尤其是与外界颇多接触的联络工作是不适宜的。我之所以请他督导电台，也就是为了接触面比较单纯的原故。岂奈日久玩生，果然犯了大忌，毛病就出在这里。他是怎样曝的光，迄今不明，可是‘大麻子’被‘七十六号’的喽啰们盯上了确是事实，连作兴兄自己都觉得事有先兆，只欠不能肯定罢了。”
陈说：“说到这儿，应该承认是又一次失算；原则上，凡发现事有可疑，就应该当机立断，早作处置，不能因循才对，拖拖拉拉，岂不是过于大意了吗？”
陈说：“张作兴兄有‘带菌’之嫌，恐怕传染到别人，所以齐庆斌兄新搬的房子，连他（指张作兴）都没有去过。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在老齐找房子准备要搬家以前，作兴兄却受老齐之托到这里来看过房子；好啦，这个时候他已经被人跟踪而连带的把地址也给记下来了。只要他们稍微下一点功夫，就不难发现这幢房子必定与我们有所关连。”
最后，陈恭澍为张作兴开脱说：“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夜间，‘七十六号’大出动，老齐的新址，即被列为搜索目标之一，并非任何人被捕后供出来的。刚好那天晚上的我，被那连珠式的电话频频告警，而失去了镇静，好像鬼迷心窍般的左一个假定、右一个假定，一连串的错误估计，竟把自己投入陷阱，正所谓懵懂一时是也。”
陈恭澍的说法，从基本的过程上讲，大体是对的。但正如前面所说的，许多事情，往往会因“不尽”而产生“不实”，张作兴出事，当然是沪一区垮台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根本原因。
在此，我们不妨用“流水账”的方式，把沪一区“失事”的整个经过，从头捋一遍——
刘源深：化名张曦，沪一区“行一队”大队长。1941年6月28日被捕——由“行一队”第三分队长周西垣（化名冯贤）出卖。
陈贤荣：化名李根发、程远，沪一区总会计。1941年10月27日夜被捕——由周西垣出卖。
张作兴：沪一区电台督察。1941年10月28日被捕——由陈贤荣出卖。
齐庆斌：化名武维扬（吴维扬），沪一区书记。1941年10月28日被捕——由陈贤荣或张作兴出卖。
陈恭澍：化名关镇、苏坦，沪一区区长。1941年10月28日在齐庆斌寓所被捕。
桂涤非：沪一区人事助理书记。1941年10月28日晚被捕——由陈恭澍诱捕。
孙益之：沪一区文书。1941年10月29日凌晨被捕——由桂涤非出卖。
凌丰：沪一区电台交通员。1941年11月5日在与已经暴露的陈恭澍太太杨小姐接头时被捕。
尚振声：军统局直属通讯员。1941年11月7日被捕——由凌丰出卖。
孙国昌：沪一区会计员。1941年11月11日被捕——由张作兴当场指认。
徐嘉禾：沪二区译电员。1941年11月11日被捕——由孙国昌出卖。
王绍谦：沪一区人事助理书记。1941年11月11日被捕——由孙国昌出卖。
周金书：沪一区译电员。1941年11月11日被捕——由孙国昌出卖。
看了这张“一览表”，对于陈恭澍为何在回忆录中煞费苦心地模糊时间概念，并将他的被捕时点后移两天，大家想必都应该了然于心了吧。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恭澍的被捕以及由此带来的沪一区的崩溃，远不是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单纯，在这里附录唐纵1942年3月12日的日记一则：
“（王）新衡谈及陈恭澍叛变之经过，河内汪案失败后，雨农责备恭澍，三月不理。其后，王天木叛变，雨农仍派恭澍赴沪欲以制天木。恭澍在沪狂嫖烂赌，亏数万元。雨农派人査其账，恭澍恨之。其时四行在沪，为李士群所扰，愿出二百万元，止恭澍等在沪之行动，以免李士群等报复行动，雨农不允，而又终于奉命停止行动。浪人吴某与恭澍协商敲诈某厂商四十万元，某厂商以杜月笙出而为条件，未果，雨农知其情，迨吴某来渝，恭澍惧，乃投逆，将十年来所有一切秘密均公布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