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96)

王绍谦回忆说：“再说我和周金书从郑肇武处领了二千元钱后，从静安寺路（现南京路）由西往东，到沿途的家俱店及百货公司选购家俱，一直走到山西路口中国国货公司，都没有买到合适的家俱。这时已下午3点钟，二人都走得很累了。”

于是王与周金书商量说：“过马路就是大江南饭店，我们回去休息一下，再到北京路去买，北京路家俱店多，价格比静安寺路便宜。”

王绍谦回忆说：“金书也同意休息一下，我们就往大江南饭店走去。进门后准备乘电梯时，看到电梯门是拉开的，但电梯却没有停在下面，我们等了几分钟不见电梯下来，就从楼梯走上去，这时我还同金书开玩笑：‘如果有人盯我们的梢（即跟踪），看到我们步行上楼，绝对想不到我们是住四楼。’”

王回忆说：“416号房间是在四搂右边甬道最末的一个房间，房门对面设有一桌一椅，作为服务员值班的南部堂口，经常有一位服务员值班。可是这天我和周金书走到房间门口时，只见多了一只椅子，一位服务员端坐上面，这是平常所没有的。”

——很可惜，这个细节，没有引起王绍谦的注意。

王绍谦叫服务员开门，对方说：“有人的。”

王回忆说：“我以为是徐嘉禾还在房间里，就自己敲门。当房门启开，我一脚跨进去时，竟看到房间里有四五个人，手都插在裤袋里好象握着枪的样子，还有一个日本人（后来知道是日本宪兵队派驻76号特工总部特高课的一个曹长）。原来躺在床上，在我进房间后，他从床上跃起来，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王。”

对方听了，说：“王先生来了，很好！很好！赶快打电话叫车子来。”

这时，早就被扣坐在一旁沙发上的徐嘉禾用江山方言对王说：“是孙国昌带来的。”

与此同时，一个“穿西装的人”将王拉到旁边说:“王先生，听说你知道姜绍谟的住址，只要你把他的住址讲出来，我保证你明天就自由了。”

王说：“你贵姓？”

对方说：“我是林焕之。”

王听了，说：“哦！原来你就是林焕之，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随同万里浪从青岛到上海后投靠76号的，姜绍谟的地址我不知道。”

林说：“如果你不讲，那只好把你送宪兵队了，送到宪兵队你就吃不消了。”

王说：“那也没有办法。”

王绍谦回忆说：“和林焕之谈话后，我忽然想到有好几个组、队新迁地址的报告，都在我身上的衬衫袋里，如果被特务们搜去，将会使很多人被捕，我必须把这些文件设法丢入卫生间马桶冲下去，才不致被发现。于是我就对林焕之说：‘林先生！我要解手，请你派人随我进去。’他说：‘你进去好了，我早就看过了，马桶间没有出路，你逃不了的。’我一进卫生间，就把衬衫袋里的几份报告丢进抽水马桶里，先用一张草纸盖住，然后坐在马桶上，假装大便，等到丢进去的纸湿水后，再放水将它冲下去，避免了很多人的被捕。”

这时车子来了，王回忆说；“我和周金书、徐嘉禾三人被铐上手铐，押上汽车，开到巡捕房。经过探长审问，并到巡捕房六楼按过指纹，旋即又被押上小轿车，开到沪西极司非而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

王绍谦说：“下车后我被押到刑审室（周金书、徐嘉禾在另一个房间），审问我的人是科长吴润身，记录庄锦文，他们逼审我姜绍谟的住址，我说：‘不知道！’”

前面说过，吴润身即吴顺生，他说:“我们以前抓来的陈恭澍、桂涤非等人都说只有你知道姜绍谟的地址。”

王听了说：“我确实不知道。”

王回忆说：“由于我坚不吐实，结果受了三大壶自来水灌鼻孔的刑罚。刑审结束后，我和周金书二人被送到76号私设的大牢关押，从此开始了牢狱生活。三大壶水把我灌得昏昏沉沉，送至大牢后倒头便睡，后半夜又被提出去逼审一次，特务们逼不出姜绍谟的地址，重新把我押回大牢。第二天醒来后，看到20几平方的牢房里，关禁了40多个政治犯。”

这些人当中，很多是前面提到过的人，王绍谦回忆说：“经过交谈，在10多个政治犯中，有第三战区派驻上海的军事专员平祖仁，有军统沪一区行动一队副队长张曦（真名刘原深），行动第五队队长汪洋、队员蔡文龙，情报第四组交通员周剑英等人。”

王绍谦说：“过了几天，尚振声又二度被捕从南京解到上海76号大牢关禁，他看见我时气愤地说：‘这次被捕，一直想不出捅漏子的原因，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你出卖了我。’”

王回答说：“你误会了！错怪我了！我自11月11日下午被捕至今，不仅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也绝对不会出卖任何人。”

尚振声听了，说：“我是ll月7日半夜被捕的，你比我迟四天才被捕，看样子确实是错怪你了。”

在回忆中，王绍谦说：“其实根据尚振声被捕的日期判断是被凌丰出卖的（后来从陈恭澍处得到证实，确为凌丰所出卖），但我当时并没有对尚振声提到我怀疑凌丰的看法。”

在回忆中，王绍谦也谈到了陈恭澍被捕的经过:

“李根发被捕的消息，由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刑事课长刘绍奎于28日凌晨电话告知陈恭澍，陈区长就立即离家步行到区书记齐庆斌家里去，准备和齐商拟李被捕后的应急措施。当陈恭澍上楼走到齐家门口时（这时天刚发亮），看见齐家亮着电灯，就掀电铃叫门。齐家老佣人开门看到陈区长，忙挥手要他赶快离开，陈区长看到老佣人惊慌失措的样子，知道齐也出事了，就连忙转身向楼下奔跑，可是为时已晚。继李根发之后齐庆斌又被逮捕，此时，负责守候在齐家的76号特务，闻声出动，对来人进行追捕。当陈恭澍逃下楼梯，走出大楼外面时，忽然滑了一跤，把近视眼镜掉在地上，就这样也被逮捕了。”

王绍谦肯定地说：“在10月27日午夜至28日夜间的24小时内，上海一区先后被76号特工总部逮捕的有：会计陈贤荣（即李根发）、书记齐庆斌、电台联络员张作兴、区长陈恭澍，及由陈诱捕的助理书记桂涤非、文书孙益之。”

至此，通过刘原深、陈恭澍、王绍谦三人的回忆，对于沪一区“失事”的原因和经过，已经非常明瞭。其中，王绍谦讲得最全面，但他到上海的时间太晚；刘原深的回忆细致入微，但他被捕又太早，对此后的事情不太了解；陈恭澍当然什么都知道，但他的回忆“水分”最大。

在陈恭澍的“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第三部《上海抗日敌后行动》的最后，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被捕和即将开始的“反间”行动：

“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下一部书，凡是经历过的事，无论是光彩的或是抹黑的，均将毫无掩饰，不作保留的加以记述，这虽然会勾起许多痛苦的回忆，但得能以存真，总比自装门面，编造些个假话来得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