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95)

对于王绍谦提出的支援请求，沪二区区长姜绍谟表示完全同意。王回忆说：

“经姜绍谟同意后，我即与周金书及已离开住处、另开房间的徐嘉禾同至华念雄家，由我把沪一区遭破坏的情况及我所考虑的善后措施，拟好电稿，由周、徐译好后，请华念雄转由交通员送二区电台发呈重庆局本部。”

同日，王绍谦令周金书将沪一区“会计员”孙国昌约到大江南饭店416房间（即沪一区临时“区部”，指示说：

“为了沪区的善后和重整旗鼓，由你担当起李根发的任务，我马上陪你到中央会计那里去一次，今后关于领发经费，特别是这次所需的应急经费（各部门的搬迁费等），完全由你负责。在我住房没有租好以前，就以这个房间作为区部联络处。”

王绍谦回忆说：“我和周金书又陪同孙国昌到中央会计郑肇武住处，交代好今后由孙国昌向他领取沪一区经费，并请孙国昌在分发应急经费时，先到情一组向组长毕高奎转达我对当前处境下如何分工应急的设想：（1）由毕高奎负责领导各情报组、行动队的工作，督促各组、队在搬迁新址的同时，继续进行搜集敌、伪情报和策划布置制裁行动；（2）与局本部的通讯联系、经费领发、人事安排等内勤工作，暂时由我负责。总之，我们必须共同负责，把沪一区保护好，照常开展工作，以待后命。”

——换句话说，在军统局新的任命下达之前，“助书”王绍谦就是沪一区的临时书记了，而毕高奎则是临时区长，有点像电影里边经常出现的：“排长牺牲了，现在由我指挥。”

毕高奎，前面曾经提到过，在回忆中，王绍谦解释说：

“毕高奎是杭州人，上海大学毕业，曾受训于军统黔阳训练班，毕业后又调至重庆军统外事人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1939年冬，陈恭澍接替曹立俊的上海区长工作后，军统派毕高奎在重庆挑选了一批黔训班的同学，组成一个情报组来上海，建成沪一区情报第一组。由于毕高奎能力强，又是军统正规人员，所以提请他在过渡时期负责外勤的领导工作。”

王绍谦回忆说：“沪一区的善后安置基本定夺，各外围机构在搬迁后均已稳定下来，恢复正常活动。我除借用沪二区译电员华念雄家作为办公和译电外，每天从报纸上寻找各地产公司所登的房屋招租广告，看见有合适地段的公寓，就和周金书同去实地看房。到ll月5日，找到了霞飞路、汶林路路口（即现在的淮海路宛平路）的一套公寓，以一万元的顶费租下了这套房屋，准备办好找保、过户等手续后，立即买家俱，搬进去办公。”

下边要做的事情，就是慰问“家属”了，王绍谦回忆说：

“为关心蒙难同志家属的生活，由孙国昌送钱接济李根发的家属，而陈恭澍、齐庆斌、张作兴的家，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住址，只有凌丰知道陈恭澍家的电话。我计划先和陈太太取得联系，再由陈太太和齐、张二人家属联系，于是就由凌丰于11月4日用公用电话和陈太太通话，向她表示慰问，告诉她近几天内要送钱给她和齐、张二家使用，并约好随时和她通电话。”

王回忆说：“我听了凌丰转告通话的情况后，认为陈恭澍被76号逮捕后，他家还未受到监视，陈太太是平安无事的，决定由凌丰和她见一次面，并把给陈、齐、张三家的生活费带交给她。但为慎重起见，必须临时电话邀约陈太太在外面见面，求得安全。”

11月5日上午，王绍谦将准备发给陈、齐、张三家的生活费交给凌丰，并指示说：“今日下午1时，约陈太太在大新公司三楼女厕所见面，见面分手后，凌丰单独到下面来找我，我在一楼铺面等你。”

王绍谦回忆说：“约陈太太的电话是我打的，我和凌丰按时到大新公司，凌丰上三楼，我装作看商品，在铺面兜圈子等她。不料等了一个小时还不见凌丰下来，我以为是陈太太带她到家里去了，于是打电话到陈家，问陈太太见到凌小姐没有？她在电话里很急地说：“你不要再等了，赶快走！知道吗？！”

王回忆说：“这一来，我知道凌丰又出事了。我放下电话，急忙赶到孙国昌家，叫他赶快通知交通站暂避风头，由他与交通员萧杰英保持联系。由于凌丰不知我的住处，所以我仍住在大江南饭店。”

这时，王绍谦接到了由戴笠亲自署名的电报，王回忆说：“（戴笠）对我在沪一区主要领导人被捕的危急关头，毅然负起善后安置之责，稳定了局面，保全了沪一区的实力，传令嘉奖。同时，批准了我和毕高奎分工负责的建议，最后要我注意安全，暂停活动，等待新指派的陈浩（现已到港，十天内可抵沪）到沪后，即办好交接手续，离沪赴港待命。”

王绍谦说：“11月l0日，我把盖有铺保的保证书交给地产公司，办好顶租房屋的过户手续，拿到钥匙后，准备ll日上午与周金书上街买家俱。请家俱店当天送到，第二天就可住进新房屋了。”

王回忆说：“正当我要离开416号房间时，先是和人家打麻将一夜未睡的徐嘉禾从三楼上来，我叫他睡在我的房问里。接着孙国昌来了，他说先前他家李根发（即陈贤荣，是孙妻的姑夫）经常去，虽然李被捕至今近半个月没有供出他的住址，但可能待上一段时间后，李根发认为一定搬走了，因而再供出来，到那时我们悔也迟了。”

王听了，责备说：“这很重要，连日来你送钱给各组、队，叫他们搬家，为什么你却自己还住在老地方，真是太危险了。”

孙国昌说：“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房屋。”

王说：“可以从新闻报招租广告栏挑选嘛！”

王绍谦回忆说：“我随手拿起报纸，看到招租广告栏所登浦东大楼某地产公司有二处招租房屋，地点和房间比较理想，我就叫孙国昌到地产公司去接头、看房。孙走后，我和周金书先到郑肇武处领了二千元钱，作为买家俱之用。”

——想不到的是，到地产公司看房的孙国昌，正撞上已经叛变的两个“麻皮”之一的张作兴。王绍谦说：

“他（指张作兴）在出卖了十个电台之后，竟又等在浦东大楼候捕去找租住房的人。因为沪一区几位主要负责人被捕后，76号特工总部料到我们一定要另找住房搬迁的。于是，他们就设下陷阱——捏造一些地点和条件好的房屋，委托地产公司登报招租，引我们上钩，然后张作兴守在浦东大楼候捕。当孙国昌乘电梯上楼走到该地产公司门口时，张作兴就上去将他挟住，说：‘孙先生，我有话和你说。’就这样把孙国昌绑上汽车。开到76号特工总部，立即刑审，孙国昌受刑不过，就供出了我的住址——大江南饭店416号。”

在回忆中，王绍谦解释说：“孙国昌被捕经过，是后来我被捕后才查询到的。”因此，王自然不会想到，自己与孙国昌分手才几个小时，就出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