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94)

除陈恭澍外，王绍谦是亲历沪一区“失事”、并留下回忆录的另外一人，且因他的回忆是专门针对陈的“英雄无名”写的，颇值得仔细研究。

在回忆中，王绍谦特地说明：“拜读了台湾陈恭澍先生的回忆录‘英雄无名’，当年军统上海区遭汪伪76号特工总部破坏的情形恍如眼前。但读后未免令人于心不安，发现内中有些许失实之处。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我，兹就亲身经历，略述如下，以正视听。”

王还特别强调说：“然而有必要声明在先，撰写此文毫无轩此轾彼之意，绝不是给他人面上抹黑，为自己脸上贴金，无非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段历史的真实过程作一澄清，庶免以讹传讹，久而成真，仅此而己。”

很有意思，陈恭澍谈论余祥琴、王绍谦谈论陈恭澍，不约而同地都用到了“实事求是”这个说法。事实上，作为回忆录而言，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太难了，所以我们只能参照着看。

——前面说过，10月28日，王绍谦等得知李根发（陈贤荣）、张作兴先后被捕的消息，一直在“区部”苦等陈恭澍、齐庆斌而不至。王回忆说：

“我们分析陈、齐二人不来的原因，或许是李根发被捕，怕区部不安全，所以没有来。”

王绍谦说：“我们商量决定：如果到晚上还没有陈、齐的消息，则大家必须分头转移，我仍住姑母家，孙益之到其亲友家暂住，桂涤非夫妇另找住处，佣人赵妈把文件放在她的顶楼住房内，并看管区部，有事到我姑母家找我。”

王回忆说：“下午6时半，我在区部吃过晚饭，正准备离去时，电话铃声响了。我拿起听简，听到传来的是区长陈恭澍的声音，我就说：‘苏先生（陈恭澍化名苏坦），我是绍谦。’陈在电话中回说：‘你是绍、绍……’没有说‘谦’字就接下去问我：‘今天有几人被捕你知不知道？’”

王答说：“李麻子、张麻子都先后被捕了，我们等了你一天，都急死了。”

陈在电话中说：“不错，是两个麻皮都被捕了，你叫桂来听电话。”

王绍谦听了，即把听筒交给站在旁边的桂涤非。

桂与陈说了几句，挂断电话，对王说：“苏先生叫我9点钟到金门大戏院门口和他见面，有事商量，最后并说小心点。”

接着，桂又向王绍谦、孙益之说出了他的疑问：“苏先生为什么不到区部来布置工作，反而约我到公共场所去会面，并叫我小心点，我很害怕，会不会出事情？”

这时，王绍谦的脑子里，也在“飞快地考虑”：“陈区长的电话同我讲话在先，为什么不约我去商谈，反而约桂到外面去单独见面。”

王分析说：“一定是认为这次由戴笠直接派我再度来上海（我曾于1939年2月由港调沪，l940年l2月离沪调渝），可能对他（指陈恭澍）有督察的任务，对我有所忌惮，因而约桂去单独商量沪区两个重要人员被捕后的善后工作。”

于是王绍谦对桂涤非说：“苏先生约你到公共场所去见面，是为了避开别人的注意，所以他连区部也不来，可能和你见面后，再一同到别处去商谈。当然。在今天李、张二人被捕的恶劣气氛下，在公共场所，安全方面确也值得顾虑，但为了今后的工作，你必须遵约去和苏先生见面。”

接着，王建议说：“为小心起见，我认为你可以到赫德路电车公司旁边去搭乘九路公共汽车，坐到金门戏院过去的站头下车，再步行回头，沿金门戏院对面人行道，象坐在汽车上一样，仔细看看金门戏院附近及苏先生旁边有没有可疑的情状和可疑的人，认为正常后，再过去和苏先生见面，时间只能掌握在9时以后，不要超过9时15分，以免苏先生久等招人怀疑。”

王绍谦回忆说：“在桂涤非同意按我的建议去和陈恭澍见面、并在8时（即20时）离开区部前去赴约后，我就私下和赵妈说：‘你必须看管好两袋文件，如果夜间听到办公室有什么响动，你绝对不要下来，等到天亮，你再偷偷地看看办公室有没有外人来过，不论情况好坏，你都必须到正明里来告诉我，来时要注意不被人跟踪。’说完，我就去了姑母家。”

按：“赵妈”即陈恭澍回忆录中的“×嫂”，本名赵兰芳，浙江江山人，系王绍谦第一次在上海工作时的佣人。

次日天刚亮，赵妈就来找王绍谦，说：“王先生，不好了！桂先生昨天后半夜带了四五个持枪的人，到我房间里把两袋文件都拿去了，房间里被翻得一塌糊涂。当时下面办公室，只有桂太太一个人，她哭着说桂和孙先生都被他们带走了。现在区部只有我和桂太太两个人，另外还有四个坏蛋守在办公室，你千万不要去。”

王听了马上问：“他们怎么肯让你出来的？有没有人跟着你？”

赵妈说：“我对他们说出来买菜，到菜场后我才转到你这里来，一路上我都看过没有人跟在后面。”

王判断说：“这样看来，苏先生一定也被抓去了，你回去和桂太太看好房子，你们用的钱，我会设法送来。”

——王绍谦可不像陈恭澍那么有“担当”，此时他已经想到：“苏先生知道这里的地址，所以也不安全，我要离开这里了。”

王回忆说：“赵妈走了，我对姑母说：‘我先到金书家去，再另找住的地方，我会小心的，你不要为我担心。’同姑母告别后，我立刻坐黄包车到金书家（徐嘉禾与太太另住一处），先叫和周金书住在一处的交通员陈小姐，立即通知她哥哥陈少白：‘张作兴已被捕，必须马上转移，并设法转告其它电台。’同时，关照陈小姐暂时和她母亲同住，由金书同她保持联系。”

在这里，王绍谦提到的人有点太多，需要解释一下：

周金书与徐嘉禾，都是沪一区的译电员，译电员与电台及“区部”，完全是分开的，由交通员负责联络，王绍谦说：“译电和电台联系的交通员凌丰（女）、陈小姐（女，名不详）。”

在回忆中，王绍谦还解释了他们当年的“作业”方式：

“区部的交通员桂太太，专与交通站联系，每天把区部对各组、队的指令送到交通站去，交由交通员分送各组、队，而把各组、队返回交通站的情报文件带回区部，各组队还另有自己的交通员与交通站联系，但各组、队互相间不得横向联系，可以说互不相识。译电交通员凌丰、情报编审交通员陈金香，专与区部联系、译电。另一交通员陈小姐专与其兄陈少白的电台联系。”

此时，因陈恭澍、齐庆斌、桂涤非均已被捕，沪一区的责任，就要由王绍谦独力承担了，而且他干得还不错，看来戴笠派他来上海，还真是派对了。

王回忆说：“我和周金书从他家出来后，先到福建路大江南饭店开好四楼l6号的房间，就立即开展沪一区遭破坏后的善后安置工作，一面指派凌丰接替桂太太，负责与交通站联系，发通知指示各组、队：（一）将迁移后的新址上报；（二）各组、队继续照常活动。一方面由我与沪二区区长姜绍谟通电话（姜绍谟的住址和电话，我第一次在上海时就知道的，当时姜在筹建沪二区时，与重庆局本部的联系，是我帮助解决的），先告诉他沪一区出事情况，请他另迁新居，以策安全。同时，商借沪二区的电台代为收发电报，并借沪二区译电员华念雄的译电室作为与周金书、徐嘉禾共同译电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