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93)

陈恭澍回忆说：“他们没有替我带手铐，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大方’？莫非还估不透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坐在客厅里被指定的坐位上，踢了一脚、压在我身上的那个日本人，手里拿着枪坐在距我三、四尺远的椅子上，他目不转睛的盯着我，假设我一动，他似乎就要开枪的样子。”

这时，陈才能静下心来，想想何以自处：“因为他们并不认识我，自然不会了解我的身份，我如果用找错了地方那一类的话去打发他们，恐怕也无济于事，倒不如爽爽气气的承认我是做传递工作的‘交通’，先暂时瞒哄过去、掩饰住真实身份，也好再看机会行事，现在，也只好对付到那里是那里了。”

陈回忆说：“心情略为一爽，嘴里淡淡的，非常想抽根香烟，正待掏口袋，急忙又把手缩回来，于是开口对那个小矮子说：‘喂，这一位，我想抽烟，口袋里有，可不可以自己拿，请你们放心我身上没有枪。’他一听，眉毛一竖，立刻走过来伸手翻我的口袋，又上上下下的摸了几把，然后才把香烟拿出来摆在离我不远的桌子上，我拿了一枝，他用打火机替我点烟，我们正扮演着一幕哑剧。”

吸了烟，陈又想喝水，于是对日本“小矮子”说：“我嘴里干的慌，请你叫那个小大姐给我一杯水喝？”

陈回忆说：“正在这个时候，推门进来好几个人，除了刚才出去的那个日本人之外，为首的一人西装革履，神气活现，他先裂开嘴对我笑了笑，反而使我觉得可憎，然后以广东官话对我说：“你是担任什么工作的，希望你坦白的交代出来，如果不说实话，当心要吃苦头。”

——日后，陈恭澍才知道，这个操“广东官话”的人，叫做林焕之，原来也曾经是自己在沪一区时的手下。

听了林的话，陈恭澍心想：“他一上来就用威胁的口吻叫我吐实，一定是个难缠的家伙。我只有将计就计。”

于是，陈顺着林的话说：“我干的是什么，当然瞒不过你，说真的，我是重庆派来的抗日分子……”

刚说到这里，林已经不耐烦了，说：“我是在问你担任什么职务。”

陈早已想好，说：“我是这里的内交通。”

林问：“你叫什么名字？”

陈说：“姓章，立早章，叫章宝照。”

林追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陈说：“是来拿信的。”

陈恭澍回忆说：“他瞪了我一眼，就此打住。他和同来的几个人，交头接耳不知说了些什么，挥手示意叫我站起来跟他们一块儿走。门口停了两部汽车，这个小广东拉着我登上后面的一部，随着又挤上一个来，恰好把我夹在后座的中间。司机好象早有默契，他也不问开到那里，就起步急驶而去。”

陈恭澍说：“我看不清车外面的景色，也不知道开到那里去，我想，这该是最后的一瞥了！”

与刘原深一样，陈恭澍也被送到了法租界中央捕房。他回忆说：

“我注意行进中的方向，车子不是往北开，也不是朝西开，走了五六分钟就停下来了，抬头一看，原来是法租界总捕房。他们架着我走上高台阶，步入一间宽敞的大厅，好象候诊室般的已经围坐着好些人了。”

陈回忆说：“待我环视一周，一眼就看到大高个子老齐也在其内；他面容憔悴，一夜之间满腮都是黑漆漆的胡子。我盯着他看，他也睁大眼睛望着我，眉目中惊讶、失望、懊丧、愤恨，兼而有之，只是没有适当的方法说出来而已。我坐在一排靠背椅的中间，与庆斌兄侧面相对，很希望能在对方的眼神里或者是小动作上，寻出一点根由来，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一时之间又迟钝的不得了。”

在回忆中，陈恭澍感慨说：“我和老齐在昨天还在一起说东道西，月旦天下大事，料不到一夜之间想交谈几句都受到环境的限制，在我们来说，可谓风云陡变呵！不过，事情已经糟到这般地步，感慨无补于实际，还是打点精神应付即将到临的许多难题为上。”

就在这时，陈恭澍吃惊地发现他的太太“杨小姐”也被押了进来：

“人声嘈杂中，又有一批人拥入大厅，我眼睛一亮，差点惊叫出来，突然看到内人也被他们抓来了。我也顾不得许多，马上站起来赶忙上前拉住她的手问道：‘是不是看我不回来，你到齐家去找我？’她点了点头，我提醒她：‘千万少说话……’”刚说到这里，有人走过来干涉，同时把我拖回原来的座位。”

陈恭澍“提高声音”冲着林焕之抗议说：“这位太太就是内人，你看，她大着肚子，又不是做工作的，你们抓她干什么？我章宝照刚才不是和你说过我是内交通吗？有什么问题问我好了，千万不能难为她。”

在回忆中，陈解释说：“我这几句话虽然表面上是在讲情理，而实际上也在提示老齐和内人他们听。这样免得以后各执一词，破绽越来越大。谁知道这个小广东闷声不响，皮笑肉不笑的望到别处去了。”

陈恭澍说：“此刻，大厅（候审室）挂钟指出八点二十七分，从另一间房子里出来一个人，招呼老齐随他进去：老齐站起来，显得好疲倦，也许是人太高，连背脊都有点驼了。不过，他仍然保持着高度的镇定。能使我精神为之一振的，是捕房里的人不许日本人他们跟进去。我想，等一会我进去的时候，也是如此这般的话，那还有一点小小的机会可以利用。”

下一个就轮到陈恭澍了，林焕之想跟进去，被对方“挡驾”。

陈回忆说：“这是一间办公室，并不如想象中有法官高踞在上、俯视垂问的样子。大写字台后面坐的是法国人，五十岁上下，短小见方，不缓不急，很有气质；我希望他就是我们上海区的关系人马龙，写字台旁边另外坐着一个比他年纪轻的中国人，面前摆着一个纸板夹子，看上去不是书记就是翻译了。外国人挥手让我坐在那个预置的空位上，大概是要问我几句话了。”

陈回忆说：“我不待他问我，先就冒然叫了一声‘马龙先生’，看看他有没有反应，不意他竟微笑的点了点头，接着，他和那个年轻的中国人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外国语，于是，那个人瞄了我一眼站起来从另外一房门走到后面去了。”

太富于戏剧性了——“接待”陈恭澍的，正是沪一区的”内线”、法租界警务处的高级警官马龙——这就是陈恭澍在回忆中说到的“一点小小的机会”。

陈回忆说：“我不管可能是马龙的这个人懂不懂我说的是什么，还是直截了当的吐露了我的心意，为了便于他了解，我边说边作手势的告诉他：‘我就是关镇，上海的负责人。’我顿了一下，以目示意问他知不知道，他连连点头。”

按：“关镇”是陈恭澍的化名之一。

这时陈摆出“区长”的派头，问马龙说：“你能为我做些什么？你们能不能把我留下来？”

陈恭澍回忆说：“他大摇其头，他用手指了指写字台上的电话，我会意，向前一步，拿起来就拨，马龙看看外面，只听对方铃响，可是没有人接，我不死心，挂上，拿起来再打，是×嫂的声音，我说：‘先生在吗？’她说：‘在洗手间。’我说：‘快！请他赶快来接。’”

在回忆中，陈恭澍说：“这是我在没有百分之百失去自由之前，最后一次下达命令了。”

这时对方来了，在陈恭澍的记载中，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喂！我和老齐向你道别，程远也一起去，以后的事由你完全负责，即刻报出，分别通告，听候指示，快搬。”

陈恭澍回忆说：“（我）不待对方说话立即把电话挂断了，为的是怕上当。这个电话是打到‘第二办公室’的，接电话的是人事助理书记桂涤非。”

事实上，第一个接听电话的，并不是“×嫂”，而是——王绍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