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92)

这时，是1941年10月28日凌晨不到5点的时候，陈恭澍说：

“有一股重大的力量支配着我，决定自己去！重阳天气，早晚已颇有凉意，我穿上整套的西装，外面罩一件夹大衣。回到寝室里望望妻儿，内人不曾睡下去，手里虽然还拿着毛线，却凝神的注视我的行动。她问我：‘你要出去？’我安慰她说：‘我先到一个地方去一趟，然后去找老齐，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发生。我最迟到八点钟，一定会打电话回来，你等在家里千万别出去。’她点了点头，无奈的放下了毛线。”

陈恭澍要去找电台，向重庆报告这个惊人的消息，他回忆说：“当时，上海区与重庆之间，经常保持通报的有三个电台，离着我西摩路住处最近的，是在新闸路，用不着电车，也无车可坐，步行不消几分钟就到了。”

陈回忆说：“这个台，是在一幢公寓房子的四楼，也是最高的一层，有临街的窗子，我抬头望了望‘安全标志’一切正常，于是脚步轻轻的走了上去。我一轻一重的敲了两下门，没有人应声，等了一会，再敲了两下，依然没有反应，我开始犯了嘀咕，不会呀？也许他们睡沉了吧？就是穿衣服起床，也要一点时间，又何况是在半夜里。我看看表，五点十分，猜疑间，屋子里隐约有了动静，眼看看，房门微微的打开一条缝，里面看我，光线暗，也辨认得出，我看里面，好象有个黑玻璃珠在门缝里闪动，根本弄不清楚是谁，如果那是敌人在此‘卧底’的，也只好认输了。”

还好，开门出来的是自己人，陈回忆说：“我也来不及说别的，连忙草拟了一个报告紧急情况的电稿，请他即刻用台上的密本发了。他告诉我说：‘最近一次通报的时间，要等到七点。’我有意等到发了之后再走，又一想，绝不会立刻就有回电，而且也不必要在此多耗时间，急于星火的还是看到老齐之后，如何应付‘燎原’的问题。于是请这位台长多辛苦，通报后，要求重庆多给一些时间，与上海通报。”

这时是“五点半不到”，陈叫了一部出租车，载他来到“法租界兰心大戏院”对面，这是齐庆斌的寓所。

陈恭澍说：“我下了车，车子尽管去了，这倒没有什么好顾虑的。我又提高警觉、聚精会神的察看了附近一带的情况，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值得引人注意的。兰心大戏院是在蒲石路上，从戏院大门口左转，这条街是不是也叫蒲石路，现在想不起来了。”

陈需要观察一下周边环境：“我故意的走到马路对面，抬头朝齐庆斌兄新搬的这所房子三楼一看，虽然隔着一层厚厚的窗帘布，仍然遮不住屋里的灯光，奇怪，这个时候为什么开着灯？缓慢着移动脚步继续往前走，再侧转头去仔细看看摆在窗棂底下的硬纸板，刚好从灯光中可以看到射出的一面影子，那不表示安全无虞吗？”

陈回忆说：“刚要踱过马路，再一想，不对，老齐不会天不亮就起床，也不会熬到黎明时分，不睡觉，还是小心为妙。于是加快脚步，一直走向前去。”

进还是不进，这是个问题——

“留神周围，一点异常的现象都没有。走着，悟过来了，齐家有两个孩子，要早起上学，他家的小大姐也要替他们准备早点、照顾他们穿衣服洗脸什么的，怎么能够摸黑呢，这不是开着灯的最好解释吗？”

陈越想越对：“对呀！老齐搬到这不过才两三天，连交通人员还不曾接触过，在十多个小时前我们在这里见面的时候，还谈到这一层，在他的直觉上，一无可疑之处。再说，就是我们经常接触的麻子（张作兴兄），因为他有‘带菌’之嫌，惟恐有所感染，所以连他都没有来过。想来想去，总不致于出事。用不着犹豫了，掉转身子，越过马路，径往老齐住处走去。”

陈恭澍回忆说：“再抬头望望三楼灯光依旧，看不到人影摇动的景象，我有意的在楼梯口停顿了一下，再倾耳听了听，什么反应都没有。这些举动都好象自己在吓唬自己一样。不必犹豫，决定上楼。”

陈回忆说：“这是一幢公寓式的新房子，梯面不算太窄，我走上九级楼梯的第一个转角处，看见放着一把藤椅，咦！这幢房子里还有看更守夜的？再朝地面上看看，倒没有香烟头、火柴棒一类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有人在此守候过？可是又不能因为得不到解答掉头就下去呵。不去管它，转上楼梯，经过二楼，并没有发现什么反常的现象，于是再登三楼。离着楼梯不过三五步，就是这里了。”

陈恭澍说：“再左右打量了一回，没有人也没有动静。我依照约定，伸出右手，用食指按下两短一长。”

就在此时，“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陈恭澍说：

“我看的清楚，是一只女人的手，快速的摇了两摇又缩回去了。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心中大动立即转身跳跃而下，呼吸都快要窒息了，自己觉得两条腿有点发软。”

陈回忆说：“等我一跃三级的到了大门口，只听楼上也有笨重的皮鞋声连窜带蹦的追了下来。我也来不及回头看看是什么人，更顾不得是一个还是两三个。我跑出大门往右一转，朝着兰心大戏院那个方向飞步狂奔，心里提防着追赶的人会开枪阻止，下意识的略作‘之’字形继续前进。其实，这都是多余的，不仅减低了速度，也将失去重心。”

陈恭澍说：“等我跑过兰心戏院门口，正准备转入一条弄堂之际，后面的人已距我不远，心里一慌，身上穿的夹大衣偏偏刮住了电线杆子，使劲一扯差点掼了一跤，待我稳住脚步，再往前跑的时候，追我的人已经赶到，只觉得小腿肚子上挨了重重的一击，立刻失去平衡，不由得身子一栽，两手着地摔了一个大马趴；追我的那个人乘势一屁股压在我脊梁背上，再要挣扎，已经动弹不得。”

陈说：“他们的人，不只一个，后到的和压在我身上的，分别左右两个人合力一架，就把我从地上提了起来，果然，他们手上都有枪。”

至此，陈恭澍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束手就擒，他心中暗骂——骂的是自己：

“完了，什么都完了，错误的判断，做了聪明的大笨蛋。”

陈描述抓他的人说：“这两个人长的都不高，粗粗壮壮，结结实实，始终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都是日本人。其中一个把我的膀子扭曲到背后，还不时的往下用力的按，另一个则枪口抵住我的腰部，挟持着往老齐住的那幢房子走。”

陈恭澍回忆说：“这时候，天色泛白，太阳还没有露面。不是我赖着不肯走，而是他们喜欢推推搡搡的把我拥上了三楼。屋里另外还有一个小家伙，正监视着梳辫子的小大姐，她，也许就是在门缝摇手示意的阿平吧？”

齐庆斌一家都不在房中，“阿平满脸忧戚，一屋子乌烟瘴气”。

陈回忆说：“我很想不顾一切的问问阿平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行，一开口便露出破绽，先冷静观察一番，再作道理。明白了，他们三个是留下来‘卧底’的，老齐恐怕已经被他们逮走了。刚才追出来的那两个，很可能是穿便衣的日本宪兵，守在屋子里的那个小矮子，也许就是翻译。此人一脸木气，毫无表情，两只眼睛斜看瞟过来，正在那里惦量我的身份，一接触我的目光，又连忙别过头去，正属于獐头鼠目那一流货色。追我的那两个人，一旁嘀咕了几句，其中一个走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