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90)

在叙述沪一区“失事”经过当中，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陈恭澍有意把许多事情说得不明不白，有些重要关节也对不上“茬”，但有一点，陈讲得非常清楚，即严格的财务制度反而成为保密要求的一个“死穴”。

陈恭澍说：“有金钱出入，总得记一笔账，这正是特务工作本质上要求严格保密的一大讽刺。我们为了此一问题，曾伤透了脑筋，甚至发生过争执，可是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最令人担心的就在这里，万一有一天会计部门出了事，那才是不堪设想呢。”

会计账簿和凭证，是一切财务工作的基础，无论哪个时期，概莫能外，即便军统局作为一个特工部门，也是要执行财务制度的，陈恭澍在北平、天津等地工作，亦如此。那为什么再正常不过的财务管理制度，到上海就成了个“事”了呢？

——因为沪一区实在是太庞大了，在回忆中，陈恭澍举例说：“上海区最盛时期，内外交通联络处所，总共有二十二个单位，不说别的，光是建立这么多的地方，也要提供不少条件再加上一番经营才成。”

如前所述，在“七一四”事件中，沪一区的十几处办公场所同时暴露，那必然需要另行租赁同样多的房屋；且为了保密，还要定期更换，可想而知，仅这类租赁协议和付款凭证就有多少！这样的东西积累多了，确是“要命”的事情。陈恭澍说：

“局本部在上海地区又派有主持财务的‘总会计’，上海区的经费例由‘区会计’向其具领。为求谨密，‘区会计’虽只一人，亦另行设址单独办公。其最使人困扰的是必须保管许多不可销毁的单据，类如房屋顶让契约、经费收支帐目、领款收据及购置发票等等；由于这些单据实包括了项目、人名、品名、公司行号名、时间、地址多项，随时随地都有泄密的危险。如果一旦落入敌手，就是‘罪证’，并且成为了追查线索、按图索骥的依据。”

陈强调说：“上海区还有单独主管财务的会计部门，虽然只有一个人另配属一名交通员，可是却单独在一处办公，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保管数以箱计的房屋租赁契约、各种收支单据，以及名册、帐簿等等。尽管挖空心思加以修饰与掩藏，可是总不能将有变无、了无痕迹。这不是一件小事，虽不断研商，但始终没有一个好办法。”

陈恭澍最讨厌记账，在他的观点，最好是把钱交给他随便花，问题是花钱就得记账，记账就得保存原始票据。因此从接手沪一区之后，陈恭澍就试图与财务人员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前任的区会计张璜同志想不出办法，新任的区会计陈贤荣同志依然提不出什么新办法，总之，管钱的不记帐说什么都不成。在我的记忆中，上海区会计部门所保管的那些东西，最多的时候，曾多达六大皮箱，真要命！”

在回忆中，陈恭澍多次抱怨军统局会计制度的“死板”：

“我们在敌后工作，这实在是一个大忌。为了这个问题曾往复研商多时，但是会计作业是独立的，它并且强调任何开支必须凭看原始单据才能向上报销；所以迄难获得一个结论。尽管不断的在改善名称、数字等的登录技巧上下工夫，可是依然抹不掉那些启人疑窦、欲盖弥彰的记号。”

陈恭澍说：“结果，这些单据终于成了阎王殿上的勾魂簿。”

——事实上，陈恭澍想“抹”掉的那些“启人疑窦”的东西，还不止于此。

我们接着说沪一区的“失事”。

以下事件的起点，按陈恭澍的叙述，是1941年10月30日凌晨，但这个时点问题很多，在时序上是解释不清楚的。综合王绍谦的回忆，我们有理由相信，陈恭澍“私吞”了两天，即把他被捕的时间，从10月28日后移到了10月30日。

至于陈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自有他的道理。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从1941年10月28日（即陈所谓的10月30日）凌晨说起——

陈恭澍回忆说：“三点钟刚过，电话又响，那种声音显得尖锐刺耳，有一种使人惶悚不安的感觉。这若是在白天，或者多几个人在一起，也许就不一样了。我一听，自然是俊卿兄打来的，他说：‘有一批人已经回来交差，只带来一个人，看样子不像是这边的，我一定等到结束后才下班，二爷请安心。’”

从陈的叙述看，很显然，前一天，他们已经得到了某些负面的消息，即日伪方面通过法租界巡捕房在采取行动，沪一区令刘俊卿、刘绍奎等人迅速查明相关情况，而陈恭澍正在等待他们的报告。

听说只有一个人被抓，陈“如释重负”，“立刻松了一口气”。

然而，“相隔只有到厕所小解那么一点时间”，刘俊卿再次打来电话，情况急转直下：

“不好了！克莱德刚刚告诉我，又有好几批回到行里，其中十来个全都是咱们的，另外还有好多东西。”

陈“强作镇定”，请刘俊卿想办法：“能不能查查看都是些什么人和什么东西？一有消息，赶快给我个信。”

陈回忆说：“前后不到一刻钟，才松弛下了的心情，突又紧张起来了。我好急，两年来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局面，以及多少人血肉筑成的工作基础，岂不要毁于一夕了吗？最气人不过的是，只有等着挨揍，毫无还手的余地。”

更要命的是，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陈回忆说：“从三点半起，差不多每隔十多二十分钟就有一个电话，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在最后一通电话中，刘俊卿报告说：“有一个叫程远的和一个叫孙国昌的，一案二人，从他家里抄出好几箱东西，据说都是些租约、账目之类，我没有看见，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现在，西边的人已经先把他们二人带走了。”

陈恭澍介绍说：“这位程远，就是区会计陈贤荣的化名，孙国昌是陈贤荣的亲戚，最近因为一个人事多忙不过来，特为请来帮忙并已报请任为助理的。”

陈贤荣被捕的消息，对于陈恭澍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他回忆说：“这一下麻烦大了，陈、孙一出事，无论挺得住挺不住，即便一句话都不说，只凭那些个账目单据，就已经足够牵动全局的了。”

换句话说，陈贤荣（李根发）被捕，就意味着沪一区的灭顶之灾，不可逆转！

31岁的陈恭澍，遭遇了他人生中最严酷的一次挑战。

陈回忆说：“此刻，我的情绪反而比刚才稳定了不少，自己不断的嘱咐自己，千万慌张不得，大敌当前，不容许再有丝毫差错，非沉着应付不可！于是我决定有两件事必须马上就办：第一，立即电告重庆局本部；第二，赶快找到齐庆斌商定应变之计，马上就办。”

陈恭澍说：“不过，此时此地，一个可作差遣的人都没有，要做到这两件事，非我自己去不可；除此之外，也曾想到过，可以打电话给张作兴，请他跑一趟电台先把电报发了，再去老齐家里把老齐约出来随便找到地方会面，这当然也是一个办法。”

陈说：“再一想，不大妥当，据作兴兄当面告诉我，最近这一向，他似乎有被人盯上了的感应，但却不能遽加肯定，小心起见，已经通知他暂时停止活动中。因是之故，所以不劳动他为妙。我拨了一个电话给作兴兄，意思是要核对一下电台的地址对不对，可是电话响了好几声都没有人来接，也许还在熟睡中，索性就不多麻烦他了。”

陈恭澍不知道的是——此时张作兴已经被捕，且很快就要成为“带路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