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87)
就在王绍谦回到沪一区不久前，戴笠还秘密地向上海派出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余祥琴，安徽黟县人，原本是上海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
余祥琴与李士群之间，有点不算太近的关系。余回忆说：“余与李逆关系溯源于民国廿三年时李主办某一杂志登载涉及日本天皇文字，为日使馆行文请工部局总巡捕房对李提起公诉事件开始，案经余从中安排，并为出庭辩护，卒获宣告无罪。”
余还说：“（事后）李欲酬以公费，余以李此举出发点纯为爱国热忱，故坚拒酬赠。因此李深受感动，曾言他日另当图报。”
据余祥琴回忆，1939年4月，李士群忽然来看他，称：“随唐生智留守南京，狼狈撤退，由武汉转港到沪，此行负有任务，承往日仗义相助，念念不忘，故来相访。”
李还说：“我知道余兄与各方关系很够，以后请多加照顾。”
对此，余祥琴在回忆中说，因“与李已隔膜疏远”，“不拟再与交往，故淡然置之”。
余回忆说：“及（当年）秋，交通部在沪留守人员陈福源及孔祥熙之留守人员余新福先后为沪西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所逮捕，嗣经黄金荣、李祖莱询及何人与李逆士群熟稔，始知李已为七十六号之主持人，余乃受托往访，李果念旧交，不久陈、余二君即无条件释放。”
余回忆说：“这一消息传至香港杜月笙处，再经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在沪主持中统局地下工作之吴开先氏予以证实，杜乃据以转告戴先生。”
据余祥琴在回忆中说，在此之前，戴笠曾得到情报，称李士群在汪伪内部的倾轧中处于不利之势，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争取李“为我所用”，故“请托居住在香港的杜月笙氏调查有何以往与李逆有深交之忠贞人士”。经杜“思索并再调查”后，提出的人选正是余祥琴：
“（杜月笙）得悉有余祥琴律师者曾在沪执行律师业务十年，对于两租界警务当局及社会各阶层均甚熟悉，尤以历来承办刑事案件颇负时誉。平素以道义自任，而有坚强的国家观念。淞沪战争爆发时曾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总干事，对抢救伤兵难民出力颇多。”
此次，余又通过与李士群的私交营救了“重庆”方面的人员，戴笠认为此人可以作为一枚棋子，派些用场，即通过杜月笙请余祥琴赴重庆面唔。
余回忆说：“民国三十年六月杜先生嘱芮庆荣传讯，邀余赴港一游。余即于是月之下旬抵港，经与杜先生详谈多次后，于八月三十日奉召秘密飞渝。其时敌机白昼空袭重庆市郊，每天须躲避警报十小时之久，余于卅一日及九月一日由市区罗家湾办事处李处长肖白接往郊外局本部会见戴先生。”
对于戴笠，余祥琴印象很好，形容得也很准确，他说：“戴身材壮实、面色黝红、眉毫粗浓、眼神奕奕、不怒而威、语言激昂、酒量宏豪，至气愤不平处，辄作握拳切齿之状。”
余回忆说：“两次畅谈，均由黄昏浸至深夜，除讨论上海地区一般动态外，并承戴先生详告以往其领导之一般工作，抗战前后制裁奸逆之惊险事迹，目前在上海地区对敌人行动获得之成果，以及前述王天木叛变和刘戈青以谋略摆脱监视返渝事件之种种。并对两租界若干警务人员对我方工作暗中支持之热忱表示欣慰。”
这里要说明的是，余祥琴病逝于1966年，而他的回忆录却是由他人整理校勘后、于1978年才公开发表的，造成其中谈到的许多事情无法对证，多少予人以“大言不惭”之感。
此外，因余的回忆中多处涉及陈恭澍，且谈到的都是陈被“七十六号”抓获以后的尴尬事情，不由得陈不关注，故陈在自己的“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中，专门拿出了一个章节，对余祥琴的回忆予以评论（其实是批驳）。
谈到余祥琴，陈恭澍回忆说：“余祥琴兄是熟人，我们在上海就认识，四十八年在台北金华街还打过一场牌，可是从来未曾共过事。祥琴兄过世甚早，如今算来已将届二十年了。”
对余，陈的评价极其一般，虽然他的话说的很婉转：“请先恕我出言无状，我对祥琴兄的观感是：他是个适合于‘地面活动’的社会人物，对于‘地下活动’总觉得有点不大对路。”
因余祥琴在回忆中，格外强调了戴笠对自己的赏识，并有“沾沾自喜”之意。对此，陈恭澍评价说：
“说到戴雨农先生和他（指余祥琴）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作为解释，凡是有助于工作的人，戴先生个个都欣赏，而且礼遇有加；他对于余祥琴兄亦不例外。”
很显然，陈恭澍对余祥琴的自我标榜看着不顺眼，所以才会说出这种仿佛不太“厚道”的话。不过，陈说的也确实是一句大实话——戴笠有这个能力，只要是自己用得上的人，一定能让对方感觉自己被赏识，进而高高兴兴的去卖命出力。
说到余祥琴的回忆录《上海沦陷期间四年地下工作追记》（后简称《追记》），陈恭澍说：
“因为在这篇长文中有多处牵涉到笔者个人与上海区，且与事实颇有出入，所以就其关系到我个人以及由我负责的上海区诸多事项，再分别加以说明。”
陈还说：“我并非不识好歹，为的是实事求是而已。我要感谢祥琴兄在文中，给予我的赞许与维护，甚至还为我作辩解。不过，更重要的仍宜于保持事实真相。”
接着，陈就开始“分别加以说明”了。
比如，对前文中余祥琴转述的“（戴笠）并对两租界若干警务人员对我方工作暗中支持之热忱表示欣慰”这句话，陈恭澍就认为十分荒唐。他说：
“笔者认为如果戴先生真是这么说，则有泄露工作秘密之虞。戴先生何等机警，我想他不会对一个初次见面而又关系不深的人，说这种话，又何况并无必要做出这种‘自白性’的炫耀。”
在《追记》中，余祥琴继续回忆他与戴笠的会晤说：“复进而研究李逆士群目前处境，戴于李逆未将刘戈青引渡给日军一节似颇感动，握拳切齿喃喃自语：‘总等机会用他一次！’”
谈到这里，戴笠开始对余祥琴下达任务了——居然是要求他游说李士群“反正”。
当时戴笠说：“我要您同李士群讲，现在是他一个机会，就把汪逆精卫杀了，我们会集中力量响应他安全撤退，或者乘汪精卫到达苏州李之势力范围内劫持汪逆来归，我向委员长保证给他更好的地位，否则由他协助我们同志完成制裁汪逆的工作，我发给奖金三百万（当时法币十三元合美金一元），参加行动诸同志再保送出国深造。”
最后，戴笠强调说：“我们要把握胜利，收复失地，必先铲除伪组织。”
对此，余表示：“愿参加戴先生领导的工作，正是我为国家报效的机会。”
余回忆说：“（我）并又郑重的向戴先生表示，为求达成任务，不惜任何牺牲。戴先生以余欣然接受任务，至为快慰。”
此后，戴笠还详细询问了余的家庭情况，嘱咐说：“你要谨慎小心，须以机密方式与李士群取得联系，以后如何配合发展，我即通知上海负责单位，拨电台供你专用。”
余祥琴回忆说：“至如何与上海单位取得联系，均与戴先生仔细商讨，并约定与戴先生通讯化名，单日用曹子川，双日用周吉人，此外一切需要配备，均通知杜月笙先生及王新衡同志在港为余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