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86)

1941年9月初，军统局秘书王绍谦接到戴笠的一份“手谕”：

“派王绍谦三日内赴上海工作，飞机票由总务科通知特检处办理。动身前夕到曾家岩公馆听候召见，面示此行任务。”

王绍谦其人，大家应该还记得——陈恭澍刚刚接手沪一区的时候，曾接到戴笠的一份电报，指责他“胆小如鼠”——这份电报，就是王绍谦译出来并亲手交给陈的。

王绍谦，1911年生，浙江江山人。

1937年6月，王考入特务处电讯班，抗战开始以后加入特务处当译电员。1939年1月，王绍谦被派到香港，曾参与河内刺汪的通讯工作。1939年2月，王调到上海，任沪一区译电员，后提为助理书记。

l940年12月，王绍谦调回重庆，入军统局外事人员训练班受训，后被派到重庆杨家山戴笠公馆，任随从秘书，并兼军统局新成立的机要室助理秘书。

王绍谦是王蒲臣的堂侄，属于戴笠的亲信后辈。

9月8日，王绍谦接到“10日上午登机飞港”的通知，即于9日下午带着行李，从杨家山到曾家岩公馆等候召见。王回忆说：

“一直等到晚上l0时还未见召，我因明晨就要上机，时间紧迫，就到内室请服侍戴笠的汪芳小姐（外训班第一期毕业）代为传言。但汪芳对我说：‘老板（军统人员相互谈话时，均称戴笠为老板）今晚多喝了一点酒，现还睡在床上。’我就请汪芳等戴醒来时，提醒他尽快召见。”

王绍谦回忆说：“午夜12时，戴醒后派汪芳叫我到会客室面受行前指示。我踏进会客室，戴笠已经坐在主位等我，他开口就叫我到上海后要配戴一副眼镜。”

戴笠指示说：“你这次调上海是接替沪一区的人事助理秘书工作，原人事助书桂涤非俟办好交接手续后即赴港待命。此事已由局本部电令沪一区知照办理。”

戴接着说王的工作任务，第一句话就令王大吃一惊：

“我怕陈恭澍靠不住，因为他最近给我一份电报，提议要到沪西、南市（日汪辖区）几个赌场，用威胁勒索手段弄一大笔钱，作为上海区的补充经费。”

戴笠指示说：“我除已复电不准他（指陈恭澍）干出有损团体、组织威信的行为外，你这次到上海必须注意他的情况，随时来电向我报告。”

戴接着发表长篇指示：“另外一项工作，也就是这次派你重去上海的主要任务：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是继南京区区长钱新民于l940年秋在上海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后在南京被捕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监禁后，由李士群下令释放并委任为第七旅副旅长。尚振声为了同组织恢复关系，前几天专门派人来局本部，要求派专人在上海和他保持经常联系。我已与尚的来人约好，叫他通知尚振声考虑你们二人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选定后，写信到赫德路正明里给你姑母王蕉梅女士，通知约晤的日期、时间、地点，你即按时赴约。”

戴笠具体指示说：“事先，双方各物色一名可靠的交通员，届时带去见面，以后就由双方的交通员约好接头处，互递情报与指示，你和尚振声就不必再见面，以策安全。为此，你到上海后必须挑选一位灵活可靠的交通员报局备案。”

最后，戴笠说：“你抵港后可向香港站支领六百元港币，其中五百元给你添置行装使用，另外一百元，由你选购一件礼品带去上海代我赠送给你姑母。你由港赴沪的船票，将由驻港总务郭斌为你购买。”

按：王绍谦原注：“我姑母王蕉梅又名王政敏，姑父黄云臻，过去和张冠夫租住在闸北宝山路同一座房子内，戴笠青年潦倒时期，他们曾多次对其招待和接济。“

王绍谦回忆说：“1941年9月10日早晨，由戴笠随从副官贾金南送我到沙坪坝机场上机，当飞机到达桂林时，接到香港正受飓风袭击的电讯。机场宣布‘飞机要到夜间再行飞港’，通知旅客可以自由活动，观赏桂林山水，并派汽车送旅客到市区，约好下午6时集合回机场。因此我得此机会游览桂林的名胜七星岩。下午6时返回机场后，我上了飞机就在座位上睡觉，直到半夜启航时，始被发动机声吵醒。”

王绍谦说：“到香港启德机场下机后，我先在九龙弥敦大酒店开房间休息到11日上午，才过海到般含道58号张冠夫家暂住。等到两套西装做好，船票买到后，即于9月18日乘轮船启程赴沪。”

王曾任沪一区的“助书”，对上海非常熟悉，他回忆说：

“到达上海后，暂住在赫德路正明里我姑母家中，第二天即到蒲石路荣康别业二楼军统沪一区区部办公室报到。该处由人事助书桂涤非夫妇（桂太太是区部与交通站联系的专线交通员），文书孙益之及女佣人赵兰芳等四人居住，赵兰芳住在大楼屋顶的佣人住房内。区长陈恭澍、主任秘书齐庆斌每日到沪一区区部来办公，并在区部吃午饭。”

见到王绍谦，陈恭澍指示说：“我将派人为你另租房屋，在房屋未租妥前，你可仍住在你姑母家，每天到区部来帮助办公，熟悉情况，俟租到房屋后你再接手桂的工作。”

王绍谦回忆说：“我除每天上午到区部办公外，又与译电员周金书、徐嘉禾取得联系，并选定原担任译电与电台联络的女交通员凌丰兼负我和尚振声之间的联络任务。”

沪一区很大，所以交通员也格外地多，王绍谦说：“交通站的交通员均为女性，有萧杰英、萧秀英、杨铮、仇淑英、沈惠英、富美英、刘纪銮等人。电台联络员张作兴专门负责与十个电台的联系工作。”

其中，凌丰是沪一区的电台交通员，江苏苏州人。王绍谦介绍说：“1938年起（凌丰）即由上海区电台报务员周容吾(女)介绍她担任区部和译电员之间的交通员，l939年秋，改派为译电和电台之间的专线交通员，工作踏实可靠，经与她交谈决定后，我即电呈渝局备案。”

王回忆说：“在我到达上海的第12天（即1941年10月2日），接到尚振声从南京的来信，约我于10月6日下午在天津路上海旅社（向帐房间旅客登记牌上查找陈希贤的房号）会面。”

——前面说过，1940年11月，军统局京沪区区长钱新民被捕并变节，几乎将整个京沪区交给了“七十六号”，他的副手尚振声亦被捕。

此时，尚振声已经得到了“七十六号”的部分信任，把他放了出来。原特务处南京区助理书记李雨生回忆说：

“二十九年十一月南京区区长钱新民既于被捕后泄漏了区本部在上海的组织，尚同志亦连带被捕，在南京被囚禁七个月后，始获释出狱，随即恢复活动，乃派南京区交通站负责人赵希贤同志经上海转香港赴重庆向上级提出报告，请示机宜。旋即奉派为南京区区长，并准予相机打入伪组织展开工作。尚遂利用其个人关系取得伪‘清乡部队’某部第七旅参谋长之职务，不仅可掩护一己之活动，且为多数同志建立了一个潜伏据点。”

军统派王绍谦到上海来，任务之一就是妥善地安排与尚振声的联络问题。王绍谦回忆说：

“我准时按址偕凌丰携带尚的原信（作证），找到陈希贤所开的房间和尚见面，我向他介绍凌丰，他也把陈希贤（男，年约40岁左右）向我介绍，当即由陈凌二人约定今后联络的办法，并由陈希贤指定以其亲戚的家作为接头处。”

王回忆说：“尚振声对我说，由于他的处境，今后不便再来上海，就由他最可靠的朋友每月两次和凌小姐联络，现在就由陈希贤陪同到他亲戚家里去，大家认识认识，以便今后凌小姐作为亲戚来往。我们和尚振声就此分手。随同陈希贤到天潼路（浙江路口）弄堂内陈的亲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