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万的话，刘“欢然”道：“好，咱们现在就写信。老实说，这是骗她来，既然是骗，就得弄的似模似样，让她深信不疑。首先，这信纸信封和钢笔就不能用；试想，我在监牢里私自给她写信，又那里来的如此现成的纸笔呢？必须找张烂纸头拿铅笔来写，写好之后折成一个小方藤就行了，也不宜用信封，你说是不是呢？”

万里浪“眼睛放光”，连连点头说：“对、对。”

刘又建议说：“据我所知，你们的伙夫和警卫常常替犯人‘跑条子’（术语，为狱中犯人私下送信之谓）这信也须派个便衣按址送达，有人收了信还得向他讨赏钱，这样，才能使对方相信送信人是我暗中买通的。是不是呢？”

“很好！就这么办。”

刘原深回忆说：“信的大意是说：‘一切平安，勿虑。即将结案，谅无死罪。下周再来或可蒙准接见也。来时务祈代购丨内丨裤两条、汗背心四件，俾在狱中有所替换，切莫忘记！’云云。‘切莫忘记’四字侧边画圈，表示很需要。对淑英的称谓，我自己的署名，却用了两个从来不曾用过的名字。”

在回忆中，刘解释说：“看似一封很平常很简单的信，我留了三大疑点：第一、双方的名字都是从未用过的，淑英看了一定起疑；第二、淑英送来的丨内丨裤背心，她已取得我的亲笔收条，我的笔迹她是极熟悉的，才始收到现在又要，且又两条四件恰如其数，更不能无疑；这是我完全确定万里浪不接头淑英送物这件事才大胆这么做的；第三、‘切莫忘记’四字侧边画圈，是暗示她特别注意，提高她的警觉，要反复推详，则疑窦立见。”

刘原深补充说：“至于那天我叫老马传话，嘱咐她不要再来，假如话已传到，现在忽然又写信要她来，岂不前后矛盾，这种怪事她也会多想想的。”

写好信，刘对万说：“要她送点东西是个好借口，更容易诱她前来；名字是我们两个一向惯用的匿称，外人是不知道的，这样就天衣无缝了。”

万里浪拿着信稿推敲了半晌，又给吴顺生看，“彼此相对点头”。万说：“就这样了，连改都用不着改，晚上我就派人送去。”

接着，万遵守诺言，着人卸去了刘原深的脚镣。刘回忆说：“我心中暗自得意，不是我高明，是万里浪他们太愚蠢。”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刘原深和万里浪“各怀鬼胎都在等”，刘说：

“万里浪是准备张网捕鱼，来个请君入瓮；我却恰恰相反，希望淑英从此绝足。淑英留言，下个礼拜她会再来，这也就是说一个礼拜未过，危机便仍然存在。”

刘原深回忆说：“我担着一份心，一天一天地煎熬，好不容易熬过了十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由暗暗舒了一口气，知道这两封信果如所期的收效了。”

这天，万里浪传讯刘原深，问道：“你的未婚妻至今没来，是什么缘故？”

刘“轻描淡写”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也在天天盼望着。我猜是上次她来，看守所的人一口回绝‘不准接见’，所以她失望之余又回到乡下去了。反正这事不要紧，不妨再等等看。”

刘回忆说：“万里浪听我说得轻松，将信将疑，说道：‘那我们就再等几天看看。’听他的口气，似乎也觉得她来与不来无足轻重了。”

然而，这件事过去了，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刘原深发现，沪一区被捕的“同志”，似乎越来越多，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还在“未婚妻事件”之前，刘原深就听说：“又有胡尚武、封企曾者先后被捕。”

刘回忆说：“我听得傻了眼。胡尚武是我上海区第二情报组组长，一位资深同志，外调之前担任区部助理书记有年，早在周道三先生任上海区长时他就在了，他和叛逆陈明楚是湖南同乡，我们三人曾在一处办公甚久，非但工作经验丰富，办事更极为谨慎，想不到也会出了纰漏。封企曾是我上海区行动第六大队大队长，徐晚枫失事后他才接任的，松江人，黔训班同学，我们虽说没见过面，但以前后期同学的关系，也存有一份特别的感情。这些中坚干部，一波接一波地连续失事，到底是怎么搞的呢？难道我们上海区真要决堤了吗？”

就在刘原深被打入“七十六号”的后牢当天，他又意外地看到了骆成金，刘原深说：“他就是我行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的副队长，他于去年下半年失事被捕，因受尽酷刑，坚不泄密，以致双腿伤残的铁汉！”

“未婚妻事件”平息后，刘在“放风”中，遇到了沪一区第六行动大队大队长封企曾。

封企曾，1916年生，江苏松江人。

在回忆中，刘原深介绍封企曾说：“他是黔训班同学，松江县人，年约二十五、六岁，生得小巧白净，少年老成，颇有领导才能。徐晚枫失事后，行六队由他接手。为时不久就不慎被捕，现在拘禁于前面的‘优待室’。”

此前，刘原深已经听“难友”说过，封企曾打算走耿嘉基的“门路”，争取早日获得自由，刘说：

“耿虽然没有正式出任伪职，但在伪组织中非常活跃，也是出入李士群家的常客。因此封企曾被捕之后，便托由耿某出面奔走营救中。”

因此，刘当面问封“可有其事”，封表示确有此事，并说是“耿自己热心帮忙”。

对此，刘原深提醒封企曾说：“我们的工作不拘形式，先运动一下能恢复自由，未尝不是好事；可是你的身份已被确定，要想恢复自由并不那么简单，换言之，你得有相当的交换条件才行。”

刘回忆说：“封企曾听了我的话，一下子抱住我哭泣起来，他哽咽着说：‘我惭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回忆中，刘原深解释说：“我警告他，乃是站在组织立场，纯乎出于一种同志爱，却绝不怀疑他的忠贞。”

此时，已经是1941年9月，沪一区又有一个叫赵淞的被捕了。刘原深回忆说：

“赵淞也是黔训同学，他和另一位同学刘健**同主持上海区的一个技术研究室，专门负责研制丨炸丨弹、化学毒剂及修理枪械等的爆破与行动器材。由于他们在这方面有素养，人际关系亦极为单纯。工作处所尤为隐密，所以在安全上被认为是最可信靠的；当我发现赵淞被捕时不禁大为诧异。我问他失事的原因，他也支吾其词，语焉不详（我猜他是生活不检点，被人盯上的），到底是毛病出在那里，迄难确定。我对这位仁兄的糊涂，颇甚腹诽；譬如治水，你找不出壅塞或溃决的所在，又如何去疏浚和防堵呢？”

刘原深说：“赵淞被捕，使我心惊，我直接感应到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

刘说：“平心检讨，近半年来上海区接连失事，遭受破坏的层面日深日广，明白显示七十六号的罪恶努力正在膨胀，并且像癌细胞般的迅速扩散，从多方面攻向我们的组织。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而小觑了它，如果再有疏失。它将会制我们于死地！”

刘补充说：“我们常说人类有第六感，那是指超乎五官之外的一种特敏反应。但所谓‘第六感’也必然是基于外界的某些征候或迹象瞬间的刺激和启示才会发生，比方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在说明其‘预警性’的意义上其实是相同的，只是不像‘第六感’说的那么抽象而玄妙罢了。现在，因为蓦地看到了赵淞出现在七十六号，我就突然有了第六感，它彷佛提示我上海区即将发生重大灾变。”

刘原深忧心忡忡地说：“真是非常奇妙，这种心理感应强而有力，大有‘山雨欲来’的窒息之感，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