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81)

听了万里浪的话，刘原深“哈哈一笑”，说：“这倒是奇闻了，假如我说我知道区本部的地址与电话，你能相信吗？”

万说：“你是上海区内勤部门重要的一员，我不信你会不知道它的办公地址和电话。”

刘反驳说：“如果是老百姓这样子问，就不算奇怪；军统局的组织与活动方式你不是不了解，若是如此疏忽大意的话，不早就完蛋了？不错，我过去是一直做内勤的，可是你别忘了我外调已经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岂有不搬迁之理。我们为了安全，三日两头地随时搬家，已是家常便饭，何况有这次人事异动，是非把我和区本部的直接关系彻底切断不可的！请问你，是不是这样？”

万听了，沉吟一下，说：“好，就算你说的合理；我现在只要你把外调之前的上海区部所在地和电话告诉我就行了。至于他们搬不搬那你就不用管了。”

刘回忆说：“事情发展到此，我知道原先要利用他们已知的秘密照卷宣科，先打下个好底子，骗取他的信任的想法，已经奏效。”

于是刘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告诉你也没有用，我要不说你又认为我不坦白，真是两难，那我就只好说了。在我外调之前，区本部是设在法租界贝当路恩理和路二十四号的一所老式花园洋房，路**叉处有一座普希金铜像，转入去就可以看到了。电话号码是×号，也很容易记。”

在回忆中，刘原深解释说：“以上所说，是真真正正的上海区区本部所在地，电话号码也一字不差。不过，那还是三年前王天木先生主持上海区时期的老地方；到二十八年七月上海区内部发生事变我们就放弃了。其后区本部连年迁移，何止七八处之多，那个老地方已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了。可是我说的斩钉截铁，凿凿可据，却不由万里浪不信。”

万里浪听了，当即拿起桌上的电话听筒交给刘原深，说：“我来拨号你讲话，看看有什么人在。你编个理由，说是临时生病或别的私事耽搁了，现在就回来……”

对此，刘原深当然也有所准备，说：“随便什么理由都不管用，两天一夜不上班，又音讯全无，我们没有这种习惯也没有这种前例。我的判断，他们一定很紧张，即使早先没有搬，现在也一定搬走了。”

万也不是傻子，没那么容易糊弄，他坚持说：“那不关你的事，我只要你打这个电话！”

刘听了，抗议说：“你这是诚心要陷害我，我不干！即便是他们搬走了，万一你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或是抓到了什么线索，而破坏了我们的组织，我岂不是成了罪人，我不干！何况你已经知道了地址与电话，大可以派人去侦察、监视，甚至下手抓人，根本用不着我多此一举。”

刘原深回忆说：“万某拿着电话听筒，要递给我我不理，想放下又不是，竟一时僵在那儿了。他气呼呼地说：‘你打是不打？’”

刘的脑子很快，这当口，又想出了新的说辞：“若为你们设想，还是不打的好。我无端失踪了两日一夜，忽然打个电话回去，又说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我们的人警觉性最高，假如你还存有一点什么希望的话，不是徒然打草惊蛇而已。”

对此，刘原深在回忆中解释说：“按说这个电话之打与不打，于我毫无所损。然而你一打就会当场拆穿是假的；同时我也必须保持我坚贞不屈的形象，免得他们发生怀疑。另外我也看穿了万里浪的恶毒用心：第一、七十六号的魔爪虽然早已伸入了租界，但是格于形势，仍然未便明目张胆地公开跑到租界上去抓人。若果我的电话打通了，又确定是上海区本部的办公室，就可以草木不惊，手到擒来，实乃上上之策；第二、由于是我打的电话，而一举破获了上海区，那我就成为出卖组织的罪魁祸首。他不但可以据以邀功，一方面也断绝了我的归路。计甚恶毒，却是他单方面的如意算盘。”

这时，万里浪终于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隔着桌子把电话听筒放在刘原深的嘴边，“声色俱厉”地说：“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打，马上打！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跟你磨菇。”

刘仍“不予理睬”，万大怒：“你这个人很难缠，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刘原深回忆说：“（万里浪）随即打了个手势，两边的打手立刻将靠墙放着的一只长大木凳搬过来，一个手上还拿着一束麻绳。我迅速瞥了一眼，不由打个寒噤，心想：要糟！毕竟逃不过他们的酷刑，看样子是要上老虎凳了。旋见另一个从壁角里里提过一双极大极重的洋铁壶，显见已是灌满了水，心头又稍稍松了些；其实不管是自来水或是上老虎凳，同样是血肉之躯难以禁受的，因为灌自来水可以使你的喉管和肺部破裂，呛血不止，上老虎凳可能筋骨绷断，终身残废。”

刘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不是铜浇铁铸，硬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本来我还估量只是做做样子想恐吓我，但忽然看到矮小的万里浪，目光冰冷，面孔变得异常丑恶，我就知道真不妙了。又生怕这些打手动作太快，不问皂白一下子就将我缚在木凳上，这顿苦头可就吃定了。”

为尽可能拖延时间，刘原深对万里浪说：“慢着！动不动就刑求，真没风度！我什么话都说完了，我不明白你叫我打这个电话还有什么意义！”

万里浪森然道：“风度？我们不懂！我们是只求目的；我要你打，你就照办，别啰嗦！”

在刘原深的回忆中，说到这里的时候，针对怎么对付敌人的问题，他发表了一大段议论：

“据我所知，有些同志不幸被捕，明知七十六号必将严刑逼供，但自恃意志刚强，志节坚贞，拼上一死也决不吐实。可是等到抵受不住肉体痛苦之时，意志就随之崩溃，有的只好和盘托出；有的则忍辱告饶，松刑之后，不免吐露一部份实情，而对方却认为不尽不实，就继续用刑。于是周而复始，待你把所知的一切秘密陆陆续续全部都说完了，人也就被折腾的死去活来，然而对方并不餍足，也不罢手，总认为你仍有保留，因此他所招来的刑苦几乎是没完没了的。平心而论，其情可悯，不过这种做法是最不智的了。”

在回忆中，刘原深说:“在此顺便敬告世人，古来英雄烈士史不绝书，但是英雄烈士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岂不知这‘从容’二字包含了多少鲜血与热泪！尝见有一等人，对于一些未能坚持到底，杀身成仁的，动辄板起面孔，施以口诛笔伐，诋之为贪生怕死，为德不卒。如以‘春秋责备贤者’的历史观点来看，不能说不对；事实上是你本人并不曾亲历其境，没有面对过真正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与无奈，只不过是‘瘸子打围’──坐在那儿吆喝，慷他人之慨而已。”

基于上述认识，刘原深知道，他的最后一个“绝招”，是使出来的时候了：

“事实上我的脑子里早已转千百次。我有一个腹案，不到时候还不想揭开来，看眼前的光景应该是时候了。”

刘回忆说：“我说有一个腹案，也可以说是我手上所持有的一张王牌，于今已事到临头便不得不打出去了。假如我判断不错的话，万里浪要结结实实吃我这一记闷棍且又莫奈我何。因为这张牌一打出去，将会使他大吃一惊，不但把寄望于我身上的一切妄想完全破灭，就连他们费事把力将我逮捕了来也变成多余的了。那是由于上海区与我个人之间的关联已经连根拔掉。至于他们会不会因怀恨而对我施行报复性的人身折磨，就不敢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