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77)

刘原深说：“在高洋房的大厅里，枯坐一个多小时，门口设置了武装警卫，身旁有便衣行动员两人来回的踱着，意在监视，又似有所待。此刻，我正多方推想，到晚上他们将用什么手段来处置我？我也考虑到如何熬受酷刑？如何提防审讯中可能设下的种种陷阱？又有没有我所想不到的工作与人事上的机密落在他们手上？我虽然在卢家湾捕房已经打过电话通知了区本部的齐先生和内交站，心里很笃定，可是还是觉得有些防不胜防。”

这时，终于到了“提讯”的时刻，刘回忆说：

“我被那传话人和两名行动员一路押着朝外走，院落很大，房屋也很多，但觉黑忽忽一片愁云惨雾。快到大门口十码之遥，左转就是两排平房对立，很长很长，每排约有十来间，当中一条甬道，一面延伸进去。我被押进右首的头一间，原来这就是审讯室。室甚狭小，估计约八个平方尺。”

按：刘原深描绘的这个所在，即“七十六号”的“看守所”和“预审室”，位置在一进大门的右侧，陈恭澍曾回忆说：

“‘七十六号’一进大门右首，是一道长约三十公尺的甬路，两面南北相向各有一排平房，间隔成一间一间的小屋子，坐南朝北的那一排，头一间室内陈设简陋，木制桌椅而已，这就是‘审讯室’。‘七十六号’抓来的人，照例先送到这里来进行初步‘问话’，并录取简单‘口供’。对面的一排，内侧第一间是‘办公室’，据报属于‘特工总部第一处行动科’，也就是说，这间办公室是‘行动科’办案用的。与‘办公室’相毗连的，是个大统间，据报这就是用刑的地方，里面摆着各式不同的刑具，有意的把窗子都遮没起来，黑洞洞连空气也是窒息的。”

刘原深回忆说：“（房间）正中置一长条桌，居中坐着矮小的万里浪，左右又分坐两个人，右边一个粗眉大眼，面长如驴，脸上刮得精光，可也掩不住青毵毵地胡须影子；左边一个，面白无须，脸如蟹壳，目有异光，表情甚是凶恶。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正是在霞飞路上绑架我的现场、坐在路边轿车内的家伙。另外又有四名行动员分立左右，说他们是打手也好，刽子手也好，一个个短衣窄袖，状如人熊，一脸的暴戾之气，透着‘生人勿近’的样子。一瞥之下，我又认出来，其中两个就是下手绑架我的歹徒。长条桌前面对下的地方，放着一把老式的圈椅，我猜那是让我坐的了。这时屋里寂静无声，空气十分紧张，万里浪等三个人正一齐注目望着我。”

看了对方的“排场”，刘心中暗骂：“这批王八蛋可真是‘沐猴而冠’哪！”

这时，万里浪“咳嗽一声”，以胜利者的姿态，微笑着说：“请坐。”

时至今日，刘只好听从他们的摆布，坐到圈椅上。

万接着说：“我先来给你介绍，左边这位是吴顺生，右边的是林焕之。”

刘原深“深深地盯了他们两眼”，说：“我都知道！”

——这两个人与万里浪一样，都是沪一区的叛徒。刘回忆说：

“因为这两个都是近一年中我上海区先后被捕而后附逆的，我真替他们惭愧！林焕之原是行动第三大队所属的分队长，附逆后现充伪特工总部第一处行动科长，此人丧心病狂，抓人作恶，极为卖力，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仿佛当了汉奸反而得其所哉了。吴顺生原名吴润身，是我情四组组员，附逆后现充伪第一处侦讯科科长。我想他这个名字改的好，‘顺我者生’，为了活命，不失为一个‘识时务者’。”

刘还说：“他们先后被捕及附逆的经过，我都阅过他们原组、队的报告，所以非常清楚。在人情上说，他们被捕后身不由己，可能有不得不尔的苦衷，但是甘为敌伪鹰犬，反过来专门与我们作对，罪上加罪，那就无可原谅了。现在他们居然成了万里的左辅右弼，哼哈二将，正所谓‘蛇鼠一窝’，可恨亦复可笑。”

万里浪一边看手头的材料，一边对刘原深说：

“我们知道你是上海区的书记，又是行动大队长，地位显然是很重要。人家都骂我们是汉奸，所以今天请你老兄来，让你亲自看看我们是不是汉奸？我们是不是样样都听日本人的？然后。我们商议合作，共同为‘和平救国’而努力……”

刘打断他的话，说：“你弄错了，我只是一名小司书，什么都不知道，更没有资格跟你谈合作。”

万一听，变了脸色，说：“事实俱在，我们也调查的清清楚楚，不必狡辩！”

这时，万拿起桌上的“文件”晃了一下，刘原深回忆说：“那是一些用航空信笺写的小纸条，纸条大小不等，字体也很细小，看上去非常眼熟，我立刻明白了，我们上海区区本部对所属外勤单位下达命令和一切指导文件，一贯采用这种便条式的通信方法，取其易于掩藏并便利传递。由于时局紧张，租界巡捕‘抄靶子’抄得厉害，随时随地都要检查行人，把这样小体积的文件折迭起来藏在火柴盒内或是一般糖果纸包里，就天衣无缝，不为人所注意。”

刘回忆说：“这法子还是前两年由我所建议采用的，一向安全无事。想不到竟然为叛徒周西垣都原封不动地送到七十六号万某手中。这些文件必然包括了区本部的以及行动第一大队的，而且十之七八都是我亲笔所写的。他们按图索骥，很容易就证实了我的身份，教你赖也赖不掉。不过他说我是书记，显示对我区本部领导阶层的重要人事并无所知，我又放了一点心。可是我仍旧坚持我只是一个担任抄写的司书。”

万里浪听了，不再与刘争论，转而开始“洗脑”：“不用我说你也了解，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军统局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对于汪先生的‘和平运动’破坏力太大了。我们既然请了你来，只有两点要求：一是要坦白，即刻将你所知道的有关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以及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部讲出来！一是要合作，希望你全心全意投到‘和平阵营’来，过去我们是同志，以后也将是同志。我也知道你是训练班出来的，是戴先生的学生，一定很强硬，可是我们不得已的时候，也不得不用刑。”

按：在回忆中，刘原深解释说：“后来才知道，训练班同学多人先后在上海、平津、武汉各地失事被捕，因而（万里浪）取得我个人的人事资料。”

说到这里，万里浪故意看了看放在墙角“老虎凳”、皮鞭等，显然在暗示刘原深——再不老实，就要吃苦头了。

刘回忆说：“其实这些刑具我早已看见了，在过去历次被捕的同志中惨遭此种非刑的时有所闻，我虽然第一次看到，却已熟悉得很。我知道自己必然无幸，熬受酷刑的时刻已迫在眉睫。”

这时刘原深灵机一动，避开实质性问题，接着万里浪的话头说：

“汪先生是党国元老，我不想诋毁他。不过他倡议和平运动，却是枉费心机了。日本人处心积虑，要吞我国土，灭我种族，乃是他们历史性的既定国策，除非把它彻底打垮，是任何力量改变不了的。现在全面抗战已经到了中期，表面上我们的军事节节失利，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加野心勃勃，汪先生忽然空口白话一个人出来讲和，岂不是与虎谋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