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76)

在回忆中，刘原深解释说：“第一、我的失事被捕，关系太大了。在沪工作三年，经历了无数变故；熟识内外勤同志大部分的人；在业务方面，经管过情报、人事、行动等各种工作。直到目前为止，上自领导中枢的区本部，下至各组各队、抗团，以及内外交通站，十之五六都与我有联系，我不但知道我们各个办公处所，也熟识每个单位的负责人。假使，我熬不过敌伪的酷刑，稍一松口，可以一举而毁灭上海区的大半。”

“第二、不记得在那一本书上看过，说人的意志尽管坚强，却往往为肉体上的痛苦所战胜。此所以自古以来有数不清的‘屈打成招’的事例。我认为这话是非常科学，极有道理的。我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就自分必死了，同时我也引用上述的话借以自警。换句话说，不论前途是刀山火海，我已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刘原深说：“现在好了，这两个电话一打，我的疑惧尽释，理直气壮，我自信有足够的应付敌伪审讯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退一万步说，即使我到时候实在熬不过酷刑，吐露了组织人事的机密，我也不需多所顾虑，因为他们及时获得了失事的消息，早已通令应变，受不到损害了，我尽可放心大胆去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两个电话一打，就是死，也死得宽心瞑目，教我如何不感恩！”

这时，轮到刘原深被“提讯”了，他被押到大堂，这时刘突然想起身上还带着沪一区的秘密文件，必须销毁，于是他“慢慢摸出来，在背后撕得粉碎”。刘回忆说：

“一个便衣探员看到了，我就故作大方地请他扔在壁角的字纸篓里，他摇着头说：‘要扔你自己去扔。’没法子，我果真自己去扔掉了。”

刘原深说：“探员来叫我，带我到另一个小型的法庭应讯，我不明是何理由。进入庭内，高台上一张长桌，上面坐着一位法籍警官，年约四十余岁，是一个相当深沉而有威严的人。身旁站着一个中国人，我猜一定是翻译的。台下有两名武装警员恭谨侍立，山东探长也站在一边。所谓‘犯人’者除我而外并无第二个人。我朝法籍警官微笑颔首，表示礼貌，他也点一点头，算是答礼。这时他手里正拿着一小本文件在翻看，一眼望下去，原来就是我方才在大堂上撕碎扔掉的那些文件，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捡出来，拼拼凑凑贴成了一本小簿子。”

这时，“法籍警官”通过翻译自我介绍说：“我是法捕房的刑事科长马隆。”

——马隆，陈恭澍的回忆中写作“马龙”，此人正是沪一区“埋”在租界巡捕房的“内线”之一。

刘原深说：“我一听露出了真正的笑容。因为我知道他是我们上海区的工作关系人，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在法租界所布置的高级内线之一，可是，过去如何不清楚，近年来却是光拿钱不做事。”

按：在回忆中，刘原深说：“马龙每月领受津贴法币五百元，而我的薪饷却只有八十五元。”

马龙问：“你是戴笠的人不是？”

刘做了肯定的回答。

马龙听了说：“是戴先生的人我不能不帮忙，但是你的事我实在帮不上忙。”

对此，刘表示理解。

这是马龙指指手里的“小簿子”，说：“这个我不给他们（指敌伪），就由我起来。”

接着马龙又说：“日本宪兵队正在接洽引渡，大约四点钟你就可以走了。请保重！”

刘原深回忆说：“这是我被捕到卢家湾捕房后，除了山东探长，算是第二次所获得的人情温暖。”

这时，日本宪兵队和“七十六号”，已经办完了“引渡”手续，刘回忆说：

“一会的工夫，楼梯‘登登’的响，从上面走下一大群人，有法国人、日本人，还有更多的中国歹徒。彼此又交代了几句，其中一个日本便衣拿出一副光亮的手铐，‘喀喇’一声套在我的双手上，然后押解下楼。在前院登上一部草绿色的日本汽车，开出了捕房。”

刘原深说：“我的左右由两名歹徒挟持，似乎防我会随时遁去，其实我已丝毫动弹不得。我前后一望，前面一部黑色轿车，后面又紧随着一部褐色轿车，我坐的车子夹在当中，一路浩浩荡荡的疾驶。先前经过的马路都是我所熟悉的，后来两边的房舍景物，寥落而荒僻，俱是前所未经，我知道已经进入华界了。”

刘原深首先被送到北四川路日本宪兵队，他回忆说：

“最后到了一处所在，车子一齐停下来，歹徒们押我下车，抬头一看，这个所在首先令人惊心触目的是门口挂了一张长条木牌，上面赫然大书‘虹口宪兵队’。我心中暗叫一声‘糟糕’，这下可有苦头吃了。日本人对待‘抗日分子’，特别是‘蓝衣社’一向是惨无人道的。只要一进宪兵队，就注定了九死一生，他们用刑之酷虐，更非现代文明人所能想象。单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在日本宪兵队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已指不胜屈。但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跟他们进去。”

刘原深说：“大门口四名短腿军服的日本兵笔直地立着，进门楼下很狭窄，一边是柜台，有人在内值班，一边靠墙设一长条板凳，他们把我安置在板凳上，除了留下两人看管外，余人都上了楼，我心中忐忑，不知等什么。约历半点钟，上面的人下来了。随又押我上车，一路疾驰，终于到了臭名昭彰的伪特工总部，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这才明白方才在日本宪兵队停留，也是办办例行手续而已。”

刘回忆说：“一进‘七十六号’，先把我带到‘高洋房’，就有三三两两的比较高地位的歹徒走进来，像看‘稀奇哈’一般望着我，不一会又进来一人，此人身穿白纺绸短衫裤，鼻架眼镜，满面带笑，身高不满五呎，瘦小枯干，活似一副猢狲形状。”

按：“七十六号”原系陈调元的公馆，所谓“高洋房”即指陈家公馆的主体建筑。此后，陈恭澍也进了“高洋房”，他回忆说：“距二门大约五十步，是一座大洋楼，‘七十六号’的人，自称为‘高洋房’。这幢楼房就是伪‘特工总部’的办公大楼。”

进来的这个矮子，正是军统叛徒、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万里浪。

见到刘原深，万自我介绍说：“我是万里浪。”

此前，刘、万二人虽然是沪一区的同事，但彼此却没有见过，因此刘听了冷笑说：“久仰，我虽然不认识你，可是早就知道你！”

万听了，与刘“拉拉手”，很客气地说：“这一天折腾的够累的，你先休息，我们晚上再谈。”遂将刘看管在“高洋房”的一间大厅里。

此时，刘原深的心情非常复杂，他说：“检讨我的失事被捕，败在过于自信，又自以为聪明，更悔不听陈先生的话。当然，请予制裁周西垣案局本部迟迟未能批覆，这才予周以可乘之机，来个‘先下手的为强’，也不无关系。原来好好地奉调赴蓉受训，一径走了也就没事，这一切现在已成为过去，可是要说不追悔是假的。总之，我失事被捕，真如万丈高楼失脚，大有粉身碎骨之感！我的事业前途结束了，我的生命也将结束了！可惜我方二十五岁呵！”

刘原深说：“我心力交瘁，但是自觉斗志空前的旺盛。我在记事本中偷偷写了两句话：‘誓以我个人的自由换取我们工作的自由；誓以我个人的生命保障组织的生命！’现在我是无畏的，必当穷其心智，鼓其锐气，应付来日大难。我死，军统局不能死，上海区也不能死！”

这时，刘原深又想：“叛徒周西垣明目张胆地出卖我，迟早会绳之以法；朱敏一直态度暧昧，究竟是不是与周扮演双簧呢？目前他的下落又如何？这是存在我的心中的一个谜，一个疙瘩。”

刘回忆说：“偶回头，见‘高洋房’里的一只巨型写字台，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红色名片极其醒目，上面附言道：‘奉上名茶碧螺春两罐，敬乞里公笑纳。晚朱敏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