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它唯美，你也不用担心和你书的内容不相称，你看下英国历史学家julialovell的历史书《theopiumwar》(鸦片战争），内容是讲战争，但封面依然很突出粟樱花的浪漫。

我觉得内容可以，然后书表面也很漂亮，于是买下来放在书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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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封面设计很重要，不看内容，首先就是封面吸引人嘛。我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出版社的（其实也是我的意见）。

不过可能有个理念的问题，我们这里，凡对于习惯中认为比较严肃的主题，总是搞得很古板。

昨日军统(675)

刘原深回忆说：“我和周并肩漫步走出霞飞坊口，才不过二十分钟，马路上已经熙来攘往，非常热闹了。我和周在霞飞坊口互相点头分手，我向西，他往东，背道而行。”

说时迟，那时快：“我才一转身走了不到三步路，猛然觉得后面跑上两个人，左右挟住了我的臂膀，我下意识地一挣扎，两个人都孔武有力，更紧紧的封住我。我左右一看，这两人都是北方彪形大汉，分明是练过拳术的歹徒。只听其中一个有点秃顶的在我耳边压低声音说：‘用不到紧张，我们请你去谈谈而已。’”

刘回忆说：“这一霎之间，我完全明白了，是‘七十六号’的预谋，我终于被周西垣提前一步将我出卖。”

在陈恭澍的回忆中，谈到刘原深的被捕，他评价为“仁者之心终为妖魔所乘”。

这时刘已经被架到路边的一部黑色轿车旁，车里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人”探出头来对刘说：“请上车吧，我们去谈谈。”

刘原深回忆说：“这时候大道通衢之间，行人如鲫，看到发生了类似绑架事件，无不好奇，驻足而观，一时议论纷纷，观者如堵。可巧霞飞坊对面就是中国银行分行，门口有携带武器的驻卫警，见事有蹊跷，立刻赶上前来加以干预，并且出枪制止歹徒的行动，勒令他们放开我。歹徒见事不得逞，大声叫道：‘他是强盗！’驻卫警拿枪指住绑架我的歹徒，也大声说：‘不管是什么，这里是租界，你们不能任意绑人！’显然，这驻卫警是明白人，根本不理会这些坏蛋胡说八道。出面绑架的两名歹徒，被迫放开了我，站在一边进退不得，嘴里仍自呶呶不休。”

刘原深说：“我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惊吓，和方才的出力挣扎，就坐在先施公司门外的台阶上略事休息，但觉浑身脱力，脑头晕眩，非常之难过。举目一望，四周观看的人越来越多，那驻卫警手里拿着枪，不但监视着两名歹徒，同时也监视着我。先前那部汽车早已趁乱里开走，大概是回去报信了。”

刘回忆说：“我不由叹一口气，自己对自己说：‘这下我完了；想逃也逃不掉了。’因为我知道，敌伪的势力早已伸入租界，他们要引渡，租界当局是无力抵抗的。现在横在我面前的，已不是我个人生死的问题，而是如何熬受敌伪的酷刑，以保全组织安全的问题。”

一会儿，法租界的巡捕来了，将刘原深和两名“大汉”关入了“猪笼车”，刘回忆说：

“不久，车子驶入卢家湾捕房的庭院中，巡捕打开车门，押我们登上二楼，将我和两名歹徒分在两个公事房隔离监管，等候审讯。歹徒大声吵闹，声言不能离开我一步，一名‘三道头’的警目说：‘这是我们的规矩，他若是跑了，我们负责。’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半。”

按：“卢家湾捕房”即法租界中央捕房，今上海市公丨安丨局卢湾分局似乎就在此地。

这时，一个山东口音的便衣探长问刘“犯了什么事”，并说：“你大概还没用过中饭吧？现在已经两点多，我可以差人替你去叫，吃个炒饭或是来碗汤面，吃饱了才有精神，饿着肚子总不是事。”

刘原深就是山东人，他回忆说：“我看他意甚和善，又想到我是被周西垣所陷，敌伪早已摸清了我的底；同时也可以确定法租界当局无力袒护我，早晚会被他们引渡过去，是故我的身份，在此已无保密的必要。于是我坦直地告诉他,我是‘重庆份子’，不慎为奸人所陷，‘七十六号’派人在霞飞路进行绑架未成，才到了此地。真高兴在这里遇到你这位同乡，还请你多多照应。他听了我的话，深表同情，并且频频摇头，以示对‘七十六号’的痛恨。”

探长随即叫手下去买“扬州炒饭”，刘原深接着“请教”他“贵姓高名、是那个县属的人氏”，并说：

“凡是中国人，没有不爱自己的国家的，相信你也是一样。为了抗战，为了打日本鬼子，我才参加了这个危险的工作。在上海被捕，甚至牺牲了生命，本是意料中事，我一点都不悔！不过外边我还有许多朋友，不能为了我再受到牵连，所以我恳求你帮我一个忙，此去是生是死，我都永远感激你！”

刘郑重地说：“也可以说，你并不仅仅是帮我一个人的忙，而是帮了我很多同志的忙，也是帮了国家的忙！不知尊意如何？”

探长听了，误以为刘请他“卖放”，于是小声说：“你知道，我的能力有限，况且吃的是外国人的饭，稍有闪失就会砸掉饭碗。你要我帮忙，恐怕我无能为力。”

刘说：“我但求你帮我摇一个电话，别无所求。”

探长听了说：“这件事虽然冒险，我可以做得到，等我的伙计叫饭回来就替你打。”

刘指着桌上的电话，问：“这不可以用吗？”

探长摇手说：“不行，这得叫内线，不但有纪录，还有人监听。”

刘原深回忆说：“说着，饭送来了，那位年轻的探员也跟着进来。我朝探长使眼色，探长会意，把那年轻的伙计叫过来，附着耳朵说了一阵，随又回过头来问我所要的电话号码。我索性将内交站的电话告诉了他。伙计奉命唯谨，走到通道对面拿起壁上的电话耳机拨了号码，运气很好，电话叫通了，伙计打个手势，示意我过去讲话，探长则一直站在门口把风。”

对面接电话的，正是刘原深想找的人——沪一区内交通站站长仇淑英。刘接过话筒，说：“听着！我是××，现已失事被捕，暂时拘留在卢家湾捕房，‘七十六号’正在交涉引渡中。务必火速报告区本部！听明白了没有？”

刘回忆说:“淑英说‘听明白了’，接着电话中传来了哭声。”

刘原深说：“我挂了电话走回室内，向探长连声道谢。一想又不对，今日内交站与区部交通员接头的时间已过，这消息最快也得等到明日下午方能传到区本部，一日一夜之间变化很大，现在是分秒必争，万万不能耽延。我很不好意思地要求探长，请再拨一个电话，并将区本部的电话也告诉了他。探长面有难色，但终于要伙计再来一次。”

刘回忆说：“这时我们都很紧张，探长站在门口两头张望，我掩在探长身后盯着电话号码盘，看那伙计用食指一个字一个字的拨。才拨得三个号码，忽听探长一声招呼，似是喊叫伙计的名字，伙计如响斯应，便马上将电话挂了，原来有个法籍警官正大踏步地走过。我才知道，他们最怕的就是被人发现替犯人向外通话，因为这是违法失职的行为，足够敲掉饭碗，弄不好还得吃官司，无怪他们都捏着一把冷汗了。”

电话终于拨通了，对面接电话的，又是刘原深最期待的人——沪一区的“内当家”齐庆斌。刘回忆说：

“我向他简短地报告了同样的话，并请即采紧急应变措施，以防万一。最后我表明自己的决心，此去是生死以之，绝对付出生命以保证组织的安全。”

刘原深说：“齐先生仍然一贯的慢条斯理，在电话里说：‘不要紧张，妥为应付，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营救你。’我放下电话，长长舒一口气，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

在回忆中，刘原深庆幸不已，他说：“这两个电话，对我来说几乎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