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73)

通过谈话，刘原深判断说：“看周的为人，表面上畏葸怕事，蠢若鹿豕，可以断言绝不是敢于主动造反的材料；但是相对的，却是一个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的笨货。因此，有关他叛逆的事，只能说可能性很大，必须再与深谈并搜集证据方能肯定。”

对于朱敏，刘认为他“外貌有锋芒，行事则颇为深沉”。

刘原深回忆说：“此后半个多月，我与周西垣经常利用交通员传达命令和讯息之外，又继续约晤了两三次，也许我太大意和过于小看了他，无论谈公说私，都未发现有什么异状。”

为了进一步考察朱敏，刘原深又来了一次“突然袭击”，他回忆说：“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采取了‘突击行动’，忽然出现在周的分队部。朱敏像是午睡方醒，正在洗脸。见我突然莅临，表情很是复杂，一面是又惊又喜，一面是‘早在预料之中’的神气。”

刘说：“打这儿经过，顺便进来看看你们。”

朱敏听了说：“我是住在分队部的，除非有事或者约会，分队长不常来。”

接着，朱“压低了声音”说：“报告大队长，关于我们分队长的事，我已经写过好几次报告，上级一直没有答复……”

没等朱说完，刘即说：“你的报告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兹事体大，你的报告内容又比较空洞，不无置疑。现在不妨就彻底地谈一谈，也好让我了解真相。”

朱听了，正色说：“大队长当然比我更清楚，万里浪现在七十六号很当权，已成为我们正面的大敌人。糟糕的是我们分队长早在半年前就被万吸收过去了。说起来机缘简单，我们分队长在忠救军做分队长的时候，恰巧万里浪就是他的指导员，因为这层关系，两个人在上海一拍即合。分队长本是个糊涂人，万某有的是恶势力，再动之以情，分队长唯有俯首听命了。”

刘说：“慢，慢，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说：“他一向当我是自己人，什么事都不瞒我，有时遇到疑难，还特别要找我商量。可是自从他把本队的枪支──三支左轮、两支驳壳、一支白朗宁──全部都送给了万，我反对，我对他说：‘你这样做，自己毫无自卫能力不说，万一上级交办一件案子，你拿什么去执行？岂非自暴其弊吗？上级一交查，大家跟着倒霉！’他当堂向我拍桌子，骂我‘不够义气，没有决心，我的事你以后少过问’等等的话；果然，后来他就少和我商量这些事，行踪也诡密起来。”

朱接着说：“不过我清楚一件事，他和万里浪每隔个把月必见一次面，地点、时间不明。另外并设有联络人，每星期一下午三点吃下午茶的时间，例必在南京路大新公司咖啡座会晤，传达消息或交换情报。不信，可以派人去实地查证！”

刘原深回忆说：“朱敏态度郑重，语气率直，说的入情入理，有凭有据，不由你不信。”

于是，刘拍了一下朱的肩膀，抚慰说：“我们区长看了你的报告早就称赞你是一位年青有为，纯洁无私，忠实可靠的好同志，今日当面一谈，使我十分感动，同时也证明了区长的认定无误。不过我始终弄不懂你们的队长这样做究竟为的是什么？干了这么多年，难道一点是非之心，义利之辩都没有吗？”

刘还说：“当然，你所举发，其确实性已无可怀疑，然而我仍然希望这最好不是事实……随后，我也当然会派人去秘密查证的。”

朱敏听了，并不满足，说：“报告大队长，我的检举如有虚枉，我甘愿‘反坐’！如果查明属实了，应该怎怎么处置？”

刘听了，心想：“来了！第一手绝招毕竟施出来了，这分明是投石问路嘛！”

于是刘“故意斟酌”地说：“那也不一定。首先，我个人基本上就反对杀自己人；何况法律不外人情，‘家法’固然严厉，可是你别忘了‘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的话，我们培养一个同志多么不易！人都难免犯错，这要看他的动机何在？有心还是无心？所犯错误严重到什么程度？来量情处理。特别是在沦陷区与敌人短兵相接，血肉相拼的工作同志，和后方的也不一样。”

话说到这个份上，朱敏“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开门见山地问道：“周的叛逆行为已经非常明显，我看他随时都将有所行动；为了防患未然，请大队长指示一个具体的对策，也就是我该怎么做？”

刘听了，继续试探说：“既然谈到了这里，那么我先要表明自己的态度，第一、我绝不伤害周。我坚信他与万里浪勾搭，乃是一时糊涂，或为某种情势所逼，出于无奈。第二、他将武器送给了万里浪，也是在同样情形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至少到今日为止，他还没有做出破坏组织，出卖同志的事。我看此人本质善良，值得同情。”

刘接着说：“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为了爱护和拯救一个误入歧途，陷溺未深的老同志，我想约他开诚布公地作一次恳谈。要说他的叛逆行为我毫无所知，他也不会相信，彼此藏在心里，徒增猜忌，所以不如干脆揭开来，袪除心里的鬼，以肝胆相照的态度，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感情，唤醒他及早回头。你看这个笨法子行得通吗？”

听了刘的这番话，朱敏“面现诧异之色”，立刻“摇头”说：“那绝对不行！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君子，那么高级；你当面把事说穿了，等于坐实了他背叛组织的大罪，他不会领你的情，因为他不相信你真有诚意为他开脱，弄不好也许当场就翻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刘原深回忆说：“其实我这番话也是半真半假，如果可行，我真愿意这么做！不过我可以预料此路不通，而且这方式也太愚蠢了；我的真正目的则在藉此试探朱敏的反应如何而已。岂料朱的话倒是正面的，看不出有什么设奸弄巧之处。”

于是刘反问道：“你说的也有理，照你看该怎么办才好呢？”

朱敏很严肃地回答说：“大队长，我觉得目前的情况很麻烦、很紧急，我的责任尤其大。深恐他一旦发动，我们措手不及，我自己被卷进去事小，万一影响了组织安全，或累及其它重要同志受害，则责任重大，谁也负不起！所以我要请示大队长及早指示对策，俾可应变。”

刘听了，“欢然”道：“对！我也不是没想过。现在，我有一个腹案，我们所要做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份：其一、我对处理周的问题原则是不变的，我决心帮助他，促他觉醒；而不能‘赶狗入穷巷’，我们必须给他自新的机会。这一点，首须在你我之间，构成默契，共同朝这个方向尽力。如果你我协助并支持他，能在短期之内完成制裁许力求一案，以赎前愆，并表明心迹，那就更好办了。其二、万一他真是身不由己，或者执迷不悟，我就决定将他调离上海，使他与万里浪切断关系，如此，万某无所施其技，周也可以脱出枷锁，不致被迫再倒行逆施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连消带打的办法，大可采行。至于周，难免要受到上级的处分，自在意中，可是我们总算尽力保全了他。这也完全符合我爱护同志的初衷。其三、从现在起，你要多费心，从正面与侧面去试探他的态度，并严密监视他的一切活动，如发现他有任何举动，便立即报告，庶可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