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72)

令刘原深不太放心的，是第三分队长周西垣。刘回忆说：“周是嘉兴人，化名冯贤，四年前由忠救军调沪，四年来毫无成绩，尸位素餐而已。”

刘原深还了解到：“万逆里浪也是来自忠救军，故两人有旧，私下常相往来。迨万某变节投伪，担任伪特工总部第一处长，为了邀功，以积极破坏我上海区为能事。认为周是潜伏在上海区组织内的一步好棋子，便进一步加紧与周勾搭。周是个胡涂虫，再加万某利诱威胁，果然上钩。两人暗中密取联络，为时已久。”

刘原深说：“周惟有听命行事，甚且将该队所有的武器以及区本部下达的各种指示文件，全部送给了万。破坏上海区唯一的好方法，当然是抓人。但是我们的交通网组织严密，运用灵活，周某根本摸不着边。再则长久以来上级领导人员没人与周直接碰头的，所以想下手却苦无对象，只有静待时机。”

在回忆中，刘原深补充说：“周西垣不稳和种种叛逆迹象，我们早已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有关的报告，只嫌有欠具体又缺乏有力的证据。研判这些报告的来源，又以周的队部书记朱敏者为多。朱敏在报告中直指称他的队长周西垣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图谋不轨，务宜早加防范，或予以断然处置，以绝后患。”

刘原深说：“这当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按我们的革命团体最忌的就是组织内部出了携贰分子和叛徒；尤其当此抗日圣战中，全国军民正以血肉长城与敌决死，稍有良心良知的中国人，也不会甘为敌伪鹰犬，出卖自己的国家。何况周是我们革命组织中的下级干部！所以此事令人不可思议。”

问题在于，对朱敏的情报，应持何态度，刘原深认为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他分析说：

“第一、从正面说，他（指朱敏）举发他的队长谋叛，可以证明他是一位忠实的同志。第二、照我们人事任用的一般常例，特别是外勤单位的主管与书记之间，虽不一定要沾亲带故，但十九都彼此有些渊源，要不就是合作无间，互相信赖，非如此不能推心置腹，藉收指臂之效。朱敏与周西垣的原始关系虽然一时无可查考，相信也不会例外。可是他现在居然出面举发周的逆迹，此中内情值得玩味。”

在刘原深代理“行一队”队长之前，他曾与陈恭澍、齐庆斌二人研究过周西垣“谋叛”的问题，并认为还需要进行必要的甄别，而不能遽下结论。

对刘的意见，他的两位上司均予以否决，陈说：“周西垣叛逆的事实，我们还有其它方面报来的资料，足可左证。”齐则说：“为除此心腹之患，此人非及早加以制裁不可！现在，我们已将本案报局请示，一俟奉准，即予执行。”

对此，刘原深“抗议”说：“要处决一个自己的同志，非比等闲，必须握有了可靠有力的证据才行；否则，万一枉杀，必追悔无穷。我这次下去，一定要和周西垣见个面，进行直接的观察与了解，以明真相。此举固然有些冒险，我想在约晤时间与地点等各方面，尽量做得技巧而紧凑，即使他们要玩什么花样，也准备不及。当然我也会特别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听了刘的话，陈、齐异口同声地说：“那太冒险了，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才好。”

刘很执拗，坚持说：“现在我去领导行动第一大队，要等我发出通知并约定会晤的识别暗号之后，他们才知道。而且在尚未晤面之前，彼此都不相识，他不能确定来者究竟是谁，同时所谓识别暗号是单方面的，也就是说我一眼就能辨示对方，他却不能，一定要等我趋前交谈，说出暗语才行。这之前，我可以乘机观察周围环境、人物动态，认为安全了，然后再去和他攀谈。所以我相信这头一次约晤，应是安然无事的。况且他们假如真要抓人，也不须急在一时。”

刘补充说：“还有重要的一点，我们上海区的人，没有一个识得周是何等样人，是个什么长相。如果上级批准了对周执行制裁，也无从下手，我与周见过了面，谈过了，而后才能对行动人员暗中予以指点，不是吗？与周见面，冒点风险也是必要的。”

陈听了，很勉强地说：“我看制裁周西垣是势在必行。你不妨先去着手策画布置起来，专等局里的覆电一到，立即动手。不过，你自己可千万要当心！”

齐也说：“千万当心。”

刘原深回忆说：“我暗笑他们太过虑了。同时也为周西垣叛逆的事，我迄未看到真凭实据，就这样糊里胡涂地把他杀了，岂不太冤！因之心里也颇感不平。”

按：事实上，对于“制裁”周西垣的问题，刘原深已经打好“腹稿”，所以他才会对刘全德说：“少安毋躁，近期可能就有一份任务交你去做。”

刘回忆说：“四月下旬某日，我终于约见了周西垣。他的队部办事处设在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号楼上的一个亭子间。是我临时改变主意，直接约在他的队部见面的。事前我有了出其不意的构想也做了周详的安排，成竹在胸地去了。”

刘原深说：“当时周与朱敏两人都在座。周年二十九岁，身高约一公尺七八，长了个大横脸，大手大脚，此外没有什么特征。交谈之下，他言词笨拙，有稚气的笑容，予人第一印象，是没有主见、没有担当，也没有作为的一个窝囊废。朱敏年纪很轻，大约二十三岁左右，聪明外露，长相漂亮，像个在学的大学生。”

刘回忆说：“谈话的气氛似乎甚好，我也尽量表现态度诚恳，敢于负责。”

当谈到“人事与经费”的问题时，周西垣说：“一切如常，并无困难，唯独该队现有武器（包括左轮、驳壳枪）都已老旧，虽不是到了不堪使用的程度，但恐临事发生故障，就会误了大事，所以请求酌予补充。”

刘听了，“故作踌躇”，说：“可以考虑，不过据我所知，我们的库存武器不多，我还得向上级项目申请，预料可以获准，这你放心。”

在谈话中，朱敏“似有顾忌，说话很少”。

随后，三人又谈起“制裁”许力求一案。

按：许力求曾任《中华日报》（汪精卫“改组派”的机关报）总主笔，汪伪政权“开锣”以后，《中华日报》“复刊”，以林柏生为社长，并由许力求“代理”。

刘原深介绍说：“许力求乃汪精卫在香港的宣传机关《南华晚报》的社长，将于五月份由港过沪前往南京参加伪宣传部某项重要会议。据周西垣探悉，向例许力求每次到沪，必住法租界西爱咸斯路的滃洲饭店（原文如此），周已在该饭店布有眼线，拟俟许某到沪，即予制裁。此事周于三月初已经报区核备。”

“制裁”许力求一事，即出于周西垣的建议，当时刘原深还在“区部”当助理书记，他回忆说：“我们认为许某殊非重要对象，可是周在报告中表示很有把握，一方面也是为了工作表现，以提振该队士气为由，姑予允准进行。”

此时，周旧事重提，并说：“不日即可取得许某照片，当可复印多份，报区备查，并交执行者俾便取认。现在的问题就是补充武器，实已刻不容缓。”

刘听了“点了点头”，心想：“你将队上的武器统统送给了万里浪，现在还要多骗几支去孝敬他，此人真不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