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70)
1941年3月，沪一区区长陈恭澍接到军统局本部的一份电令：
“查兄区助理书记刘原深同志，系临澧优秀生，在沪工作三年来，表现优异。兹特经本局保送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俾予深造。文到希即转饬该员务于六月底前，径赴成都军校校本部报到，幸勿迟延，并将启程日期报备为要。”
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的后身，其“高等教育班”有点像今天的所谓“证书班”，基本相当于白送一份军校的学历，军统的很多人都是“高教班”出来的。对于刘原深来说，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而且这也是戴笠在践行他与刘之间的“三年之约”——前面说过，1938年“长沙大火”之夜，戴笠送刘原深等17名临澧特训班毕业生赴敌区工作，临别，戴曾“严肃而亲切”地对刘说：
“你到上海工作，预期三年，如果表现良好，到时候我会调你回来，否则的话，你永远不要来见我！”
刘原深回忆说：“这次征召我入高教班受训，也正满了在上海工作的三年之期，所以只有我自己心里有数，这必定是他的意思。事实上局本部对于外勤同志的工作考绩，固然是人事升迁的一项依据，不过我自问工作绩效不算太好。而且在局本部里除了管人事的李肖白和周康两位先生而外，别的人我一个也不相识，所以我的判断，除非是戴先生，别人不会如此开心我、爱护我。”
刘原深说：“这一年，我刚刚二十四岁出头，正在上海区主管行动业务，工作吃重而且繁忙。照例这类电文须是先经我手签拟处理意见，送请区书记齐庆斌先生加签，然后转呈区长核示。由于这通电文内容是关乎我自己本身的问题，未便擅作主张，表示可否，所以就将原件送请齐先生去处理了。”
过了两天，陈恭澍找刘原深谈话，当时陈首先说：“恭喜你！局本部那通电报我已经看到了。这次征召你到高教班受训，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关系着你未来的事业前途。我自然赞同也应该鼓励你去。……”
接下来陈所说的话，令刘大感意外，他说：
“不过，目前你在这里的工作繁重，而且业务熟悉，办事顺手，对外勤各单位的联络与指导工作也做得相当切实正确。如果你一旦走了，我真想不出有什么适当的人选来接手。你知道，那样，势必要出现一段青黄不接的空白。在我们上海区的任务日见艰巨，敌伪气焰日趋披猖的今天，事实上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松懈和脱节。因此，我想──为了当前工作上的需要，你能不能考虑放弃不去？继续留下来好了。当然啦，这是局本部的人事命令，对你个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不想过分地勉强你；倒不是我自私，为了配合现实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征询你意见，至于去与不去，还得由你自己做决定。”
要别人主动放弃千载难逢的“深造”机会，继续留在敌后工作，这番话，一般人还真说不出口，但陈恭澍还真就说出来了，刘回忆说：
“我明白，陈先生的话，恳切而委婉，所说也都是实情。这去留的问题，事在两难，一时之间，倒教我有些委决不下。”
对于陈恭澍这位顶头上司，刘原深是打心眼里敬佩的，他回忆说：
“到民国三十年三月，也就是我奉调高教班受训之日，我追随陈先生工作已有两年了。他出身黄埔五期，是本局的先进，这时候他才三十二岁，正当盛年，便管领了本局敌后工作最复杂、最重点地区──大上海的一方锁钥。由于他思维缜密，经验丰富和明快果断，大刀阔斧的作风，在他领导之下，上海区的敌后活动，有如水银泻地，疾雨狂飙，迭创佳绩声威远振，造成了空前未有的杀敌除奸的**，使得陷区民心奋励，敌伪丧胆。”
刘还称赞陈说：“在处理业务方面，他极富理性；对人事问题上，则知人善任；并表现了开明、正直和浓郁的人情味。基于这些因素，更激发了内外勤全体同志的责任心与荣誉感，促使上海区的工作绩效迈入了一个巅峰时期。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虽然年轻，可是陈先生对我的信任与倚畀，正与日俱增，也使我大有知遇之感，在我的内心里已经对他滋生了深厚的感情。”
按：刘原深对陈恭澍的评价，是否有溢美之词，先放在一边不说，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王天木，同样是北方人，从未在上海工作过，王天木没三天就把上海区搞得鸡飞狗跳，年纪轻轻的陈恭澍来了却如臂使指（王比陈大17岁）；之前在北平、天津也都干得顺顺当当；在河内虽然搞砸了，但也未发生内部的人事纠纷；之后在汪伪阵营亦可说左右逢源。到了抗战胜利清算汉奸，陈进了看守所，居然还有白世维等20多位“老同志”联名保他。看来此人在处理人事关系方面，大有其独到之处。
刘原深回忆说：“只觉得他（指陈恭澍）情辞恳切，句句中听，同时也明白显示了自己的确受到这位直属长官的器重，越发觉得情面难却。”
于是，刘“稍一踌躇”，便“断然”地说：“好吧，陈先生，我听您的！反正这受训的事，以后应该还有机会。不过，您能不能对局里说，不是我自己主动地抗命不去，而是因为此间工作需要，实在离不开。”
陈达到了目的，当然很高兴，于是“微笑”说：“那是自然，这我会处理的；那么，我们就这样决定了，随后我就照实电覆局本部。”
据刘原深回忆，事后，有同事私下对他说：“陈先生这种说法实无异是‘将’你的‘军’，我看你还是明白拒绝的好。”
事实上，刘也确实有些后悔，他回忆说：“事情在匆忙中做了决定，表面上陈先生和我皆大欢喜。可是到了晚间躺在床上，又不由我不反复地想：奉调高教班受训，不知道有多少干部同志寤寐以求，我却似乎未经大脑，单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就轻易推掉了。年轻人都有向上的心，现在放弃了这大好机会，未免太不智了，同时也辜负了戴先生培养我的一番至意。可是我话已出口，又不能反悔，这时我心理矛盾，彻夜难眠。”
不过，陈恭澍高兴得有点太早，戴老板定了的事情，岂能是别人可以随便“打回票”的！
刘原深回忆说：“陈先生留我继续在沪工作，放弃高教班受训的建议，一连申请了两次俱不获准。记得局本部最后一次覆电说：‘关于刘原深同志调训一节，系戴先生亲自遴选，且与军校方面已办妥一切手续，未便更改。希遵照前电，即嘱刘员如期赴蓉为盼。’至此，局本部如此坚决，陈先生想留我也留不住了。”
这时已经是1941年4月了，某日，陈对刘说：“事情既然这样，你不去是不行了。现在从上海到大后方，必须首先择定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其间无可避免的要通过敌伪的层层关卡，接受种种考验与盘查，以你的年龄、外貌和气质，想必也会特别麻烦些。这些个问题，事先须作充分的准备，力保无虞。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会替你去了解和安排。同时有些事情如身份伪装、掩护故事等等，你自己也得动动脑筋。好在距离开训之期还有两个月，一切准备都来得及。”
陈接着说：“这几天，你就可以把你主管的业务结束一下，暂时移交ｘｘ同志接手，一些工作关系，你也得酌量情形分别予以介绍见面，以便日后好接头。”
刘原深听了，非常高兴。不料，陈接着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令他无法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