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69)

唐生明回忆说：“汪精卫到办事处稍事休息，一听到李士群报告给他安排了大规模的军事检阅，立刻就要进行这一个新鲜的项目。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闹出一番天大的笑话来。原来汪一向穿惯便衣，过去向人答礼时，总是用手把帽子摘下来，频频点头；这一天，他看到队伍经过检阅台向他敬礼的时候，站在台中央的这位大元帅，却慌手慌脚地把右手向上一抬，又准备去摘那顶镶着金边的军帽。我看到他这一动作，真急出―身冷汗，怕他当场出洋相，给这些日本军官作为笑话传开出去，更怕这些受检阅的伪军士兵笑出声来，给我这个总指挥官也丢脸。”

唐说：“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只手，看它怎么摆弄。幸好，他手触到那硬绷绷的帽檐，又看到旁边的日军顾问等都是在行军礼，他才把手从帽顶边沿落到帽檐侧面，很不自然地停了下来，总算没有出丑。可是香港等地一些报纸上还是添油加醋地把他这次大检阅情况，描绘成为一个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弄得笑话百出。”

关于汪精卫的“还礼”，汪曼云也见过汪精卫的“洋相”，他回忆说：

“到苏州的这天，汪精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以显示他的伪军事委员委员长兼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可是汪毕竟不是军人，一下火车就出了洋相：当他步出苏州火车站对向他敬礼的伪军警还礼时，不是举右手，而是举了左手。”

李士群安排的这次“pmp”，真是拍得“十足十”，汪精卫的心情极为舒畅。唐生明回忆说：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完毕后，我和李士群都请汪去休息。这时，他表现出了平日极少见到的兴高采烈的神情，马上又要集合全体官兵来讲话。我们看到他那么有兴趣，一点不觉得疲乏，只好依了他的。”

汪所讲的，自然还是他那套“救国”理论，唐回忆说:“他（指汪精卫）大声疾呼，要所有的在场中日人员都要‘爱中国，爱日本，爱东亚！’当他汗流满面地结束这段讲话时，差一点又准备摘下大元帅的军帽来答礼。”

次日，汪精卫从苏州出发赴常熟“视察”，唐生明回忆说：

“李士群把我安排和他（指汪精卫）同乘一辆汽车，因此谈话的机会很多。我大半是和他谈谈过去的旧事，听听他许多幻想和谬论。当时，他对日本人的确寄以很大希望。他一再叮嘱我，不但要巩固这些清乡‘成绩’，还要扩大这些‘成绩’，只有这样才能在日本人方面取得进一步的信任，好提出第二步要求；所以必须趁这个机会建立自己可以控制的军队，把日军防务接收过来，才能逐步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

唐生明说：“我在汽车上和他谈话时，我还认为他怕司机听见，有些话不得不那么说。到了常熟以后，当只有他一个人和我闲谈时，我便把我这几个月来受到日本人的闷气向他吐出来，因我和许多大小汉奸在背地里谈到日本人欺人太甚时，彼此都爱吐一吐自己的怨气。以为他可能也有些这类不满日本人的话会和我谈出来，结果恰恰相反。”

唐生明说：“当他听了我许多埋怨日本人的话以后，便尽力劝我不要‘小不忍则乱大谋’。”

当时汪还说：“我们国家太没有力量，国人太不争气，事事都不如别人。过去我们没有抗故前，名义上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是一样要受日本人和英、美、法等国人的气，特别是日本人的气我们受得最多。你总不会都忘记，何况今天我们要想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并且是依赖他们来实现我们的××××国策，哪还能不受点气呢！”

汪还说：“过去受许多强国的气，今天只受一个国的气。蒋介石搞了那些年，弄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结果是内外不讨好。×××一天天坐大，今天还不能不和×××讲合作，英美还是给他气受，他过的日子不会比我们好。今天我们能把日本人拉下水来帮我们来××，这又有什么不合算哩！”

汪的这些话，令唐生明对他所抱的最后一丝希望亦完全破灭，唐说：

“从此以后，我也不愿再在他面前去谈日本人的事了，知道他的确是死心塌地地甘愿当日本人的奴才。”

唐生明说：“我在这一段清乡工作期间，主要是听从重庆的指示，加上我个人还浓厚地存在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再加上我本心不是去当汉奸，因此我受不惯日本人的气，看不惯那些日本顾问骄横跋扈、盛气凌人的态度和那些日本部队官兵对待中国人的神气，感到实在不好受。”

据唐回忆，某次，日军与伪军发生冲突，“他们杀死了保安队的士兵还不算，几个日本军官还气势汹汹地吵到办事处来。”

唐回忆说：“那天，李士群正巧不在家，我不得不出面与他们去周旋。无论怎样说都不行，他们一定要我向他们赔礼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实在弄得忍无可忍，正要发我的牛脾气时，我的翻译一再劝我一定要忍耐，否则就要吃眼前亏。我只好极力忍住性子，但在道歉时，我还是忍不了，便一面装笑脸，一面向这几个日军骂了一顿娘。好在当时他们没有带翻译，也听不清楚我是在骂他们祖宗三代。这可把我的翻译急坏了，他忙问我怎么翻译？我说：‘随便你数衍几句吧！’结果他们认为胜利了，才满意地离开。”

唐生明说：“像这样一些事，经常发生，我背地里不知哭过多少次。那种日子，实在不是人过的。我在那段时间内，曾几次打电报到重庆，坚决请求准许我不再干这个职务，而每次戴笠的回电总是勉励和安慰我，叫我应当以‘国家为重’，说什么‘胜利在望’；还特别提醒我‘不要忘记领袖所寄托的重任’等等。我因有使命在身，又不能和他们闹僵，便只好消极应付，希望早点胜利。”

与此同时，袁殊对日本人采取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交际手腕”：

“（袁殊）对喜欢吃中国饭菜的日本人，就经常设宴请吃；遇有爱好文艺的，就与之大谈文艺创作和世界名著；对爱好书画的，则与之研究书法绘画。他是三去日本的留学生，也了解些日本情况，常同这些离乡背井侵略中国的日本人谈谈他们的乡情，引其乡思；同时暗示自己与影佐、岩井的交情，使这些日本人把袁殊看成是个朋友。”

袁殊的这种手法很有效果，到1941年秋，他又当上了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掌握了实权。袁回忆说：

“1941年下半年，汪伪又派人找我到南京会面，要我参加伪江苏省政府当民政厅长。我得知后，便赶回上海向潘汉年同志报告，恰巧潘不在，就与潘派来的翁从六同志商量。翁是浙江慈溪人，那时改名翁永清，做我的助手，名义上是《新中国编译社》的秘书。”

袁殊说：“翁认为我应该乘机打入汪伪省政府，但民政厅长不起什么作用，还是当教育厅长，可以接触影响一部分青年，并可控制部分财源。这样，汪伪就于1941年10月任命我为伪教育厅长。我‘上任’以后就住在伪省政府所在的拙政园中，前后在苏州有四年左右。”

——唐生明、袁殊，这两条军统局在汪伪政权中的“工作路线”都干得风生水起；然而，戴笠所寄予厚望的、也是军统战斗力最强的行动单位——沪一区，此时却已经危机四伏，处于倾覆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