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68)

袁殊的“政治工作团”，其实就是“苏州办事处”下面的一个机构。袁回忆说：

“这年（指1941年）5月11日，汪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在南京公开宣布成立，汪精卫兼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并负责主持苏南地区的清乡工作。7月，我即到苏州筹备清乡政工团的事。团部办公地点是借的大石头巷一所民房（原为女作家张爱玲的老家）。”

此后，袁殊将“团部”移到常熟东塘市，他回忆说：

“到了那里，就有人告诉我两件事，一是日军逮捕的一个青年，被日寇的一个排长用刀活活腰斩；二是捉了一个女***员，被日军吊起来毒打了两天，但是始终未招。我就援引《清乡工作条例》中‘凡属中国抗日人员，被俘者一律交政工团处理’的一条，去同日军连长西尾交涉。西尾听到我是日本留学生，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没有阻难，就同意了。几天后，从常熟浒浦伪保安处所属伪军某部又转来五、六个被俘的我抗日地方工作人员，我把他们都留下来了。几个男的后来都乘机跑脱，到浙东纵队去了。未能脱走的是两个女的，后来她们秘密同党进行了联系，我当时并不知道。”

在袁殊的上述回忆中，提到“未能脱走的是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叫做吴中，即“被日军吊起来毒打了两天”的那位。许多年以后，袁殊在与儿子袁龙的交谈中，专门谈到了吴中。

袁龙回忆说：“袁殊在1941年出任伪教育厅长后，准备把一些人暂时安置起来时才知道，政工团内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吴中，一个是史征，其余转过来的人经吴中鼓动都跑到苏北解放区去了。这些人经袁殊接管后都可自由行动，那么吴、史两人为什么不跑呢？原来李士群听说抓到个新四军女俘，马上赶到政工团对吴中、史征两人大吹大擂了一个晚上，要她们写自传登报宣传。”

袁龙说：“她们俩人写的是假自传，一句不利于抗日的话也没有。袁殊考虑到这两人已为李士群和日军所重视，敌人意在拿这两人做清乡成果的宣传品，因此没有几句敷衍的话必遭杀身之祸，就自己添加了几旬亲日的话，让李士群拿去发表了。既已登报，就不能眼开眼闭地放走了。”

袁殊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当时的这个权宜之计，给吴中的日后找了大麻烦。袁龙回忆说：

“1982年暑天，年过六十、毫无老态的吴中从上海到北京专程来看望寓居香山南营、尚未平反的袁殊。当时我也在场。吴中是苏州人，被日寇捕捉时仅二十出头，当时她是苏州***宣传部长，潜伏在常熟东圹乡村做抗日宣传工作。吴中告诉袁殊，她被转到政工团后又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这个情况袁殊根本不知道。吴中走后，袁殊对我说：‘你看，这就是***人的精神。’”

袁龙说：“吴中的党籍成了多年的悬案，是因为她的履历登了伪报。但吴中的履历是假的，袁殊加上几句亲日的话是为救吴中，这反倒使吴中蒙受了多年不白之冤，但如果袁当时不那样做吴势必遭到杀害，这笔帐怎样算才好呢？”

此外，在袁殊回忆中提到的“常熟浒浦伪保安处”，实际上就是唐生明的“军务处”。袁龙说：

“奏蒋介石之命打入汪伪政权的唐生明当时是清乡保安处长，袁在唐处挂了个中将参谋的虚名不去上任，袁、唐二人关系不错，唐只知袁和军统有联系。常熟浒浦伪保安处也抓到五六个被俘的新四军抗日地方工作人员，唐把这几个人也交给了袁。”

1941年9月，李士群交给唐生明一项重要任务——接待汪精卫前来“视察”。

汪曼云回忆说：“1941年9月，突然传出消息：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要视察清乡地区——这是汪第―次视察清乡。这时苏州地区第一期清乡犹未结束，汪逆此行，显然装腔作势，作为汪伪中央重视‘清乡’的一种姿态，用以作宣传而已。随汪精卫从南京来的，还有林柏生、周隆庠、陈昌祖、郭秀峰、黄自强等伪官。我是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作为当然的随员，得以‘躬与其盛’。”

唐生明回忆说：“由于汪精卫决定乘坐日本天皇送给他那架专机到苏州来，苏州机场就要重新整理一下。在他到达的那天早上起，便把机场通往城内的那条道路封锁起来，不准人民通行。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地作好森严的警卫。”

唐回忆说：“我和汪精卫认识了一、二十年，还从来没有看到他穿过军服。这天，专机着陆后，舱门打开，出我意外，汪竟穿着大元帅戎装，佩着上将领章。他为了表示他的政府和军队都是国民党的正宗，所以在领章前端加上一个靑天白日的国民党小党徽，和后面代表官阶的三角金星并列。”

按：汪精卫的照片，网上不少，但着军服的确实不多，应该都是在几次视察“清乡”中留下的。仔细看，他的“上将”领章确实与众不同，多一个党徽，远远看去仿佛是四颗星。

关于汪精卫的“军服出行”，唐生明说：

“汪精卫尽管是文人出身，但他到南京后，却完全要模仿蒋介石，把党政军3方面大权一手抓，什么都由他领导。他模仿蒋介石到了那样的程度，连称呼上也要一样。他不喜欢人家叫他‘主席’，而喜欢别人叫他‘委员长’或‘领袖’。伪军官兵听人提到这些称呼时，也规定要‘立正’以示敬意。”

在汪伪政权中，李士群属于比较特立独行的、或者说比较飞扬跋扈的，到后期对周佛海都不大买账，但他对汪精卫还是很尊重的，为了让汪找到“三军司命”的感觉，特地安排了一次检阅，让唐生明做总指挥。唐回忆说：

“李士群是很会讨汪精卫欢喜的。他自从得到汪要到苏州视察的消息以后，便和我商量，叫我专负责一方面的工作，那便是给汪隆重地安排一次军事大检阅，让汪多过一点‘委员长’的官瘾；并请我担任检阅的总指挥官，因他和汪曼云都是文人，对这一手是外行。”

对此，唐生明大不乐意，他说：“我听说这次随同汪到苏州视察的人员中，有几个日军顾问，他们当中除了汪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是少将外，其余的几个都是大佐、中佐，而我在苏州时经常穿军服却是佩戴中将领章。这天，我便故意降低两级挂上一付上校（相同于日军大佐）的领章。我的用意是感到一个中将要向这个比自己低一级甚至几级的日本军官去敬礼实在有点丢人。当时驻在苏州的第二军军长刘培绪本来是少将，他看到我临时把官阶挂低两级，也赶忙买了一付中校领章挂上。李士群看到非常奇怪，他劝我不必这样，以免引起日军顾问不愉快，我没有理他”

唐还说：“胜利后，我看到当时重庆一些报纸描述这次汪精卫苏州大检阅时说我挂了一副中校领章向日本军官敬礼等情况，实际上我挂上校领章。”

前面说过，在李宗仁的回忆中，曾讲过一个蒋介石“阅兵堕马”的故事，这次，汪精卫在“检阅”当中，也差点闹出大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