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67)

袁殊回忆说：“在此以前，我原是表示不同汪精卫合作的，汪曾给我一个‘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的虚衔，我没有睬他。后来我就在上海办《新中国编译社》作为掩护，暗地收集情报，直接汇报给潘汉年同志。而当潘汉年同志做出打入汪伪的指示后，我即复电表示接受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之职。”

袁殊说：“当时，我本来是用‘严军光’这一化名的。‘严’与‘年’谐音，‘军’表示‘军统’，因为早在1937年9月，潘汉年同志就曾指示我打入过军统。这个化名的含义就是表示我受潘汉年同志的委派打入敌伪，为河山重光而努力。后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李士群把我的真名公开，从此，我的真名——袁殊——就传开来了。”

“清乡委员会”听着不起眼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汪曼云说：

“由于（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是汪精卫以伪行政院长和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双重身份兼任的，因之，伪清乡委员会与伪行政院和伪军委会不仅是平行机关，即伪行政院与伪军委会所属的各部、会，也都变成清乡委员会的隶属机构。所以，伪清乡委员会对这些机构的行文，都以‘训令’行之。因为它兼具伪行政院与伪军委会的双重权力，确有权倾一时之感。”

据汪曼云回忆，“清乡委员会”有一千多人，“这在当时的汪伪汉奸机构中，职员人数算是最多的。”

如前所述，“清乡委员会”由秘书长李士群负实际的责任，副秘书长就是汪曼云，李、汪以下，有四个处、两个室和四个“设计委员会”，其中第三处（军务处）处长，就是李士群那位“武”的朋友——唐生明。

此时，唐生明已经与李士群成为“铁哥们儿”了，这当然是唐有意为之，他回忆说：

“（当时）汪精卫希望我到他身边去担任点工作；周佛海和李士群都知道我与汪的关系很深，想我去帮他们工作。不过重庆方面却一再指示，要我多与李士群接近。”

唐生明说：“这个会（指清乡委员会）在4月间开始酝酿时，汪精卫就叫李士群找我研究，一再坚决要我去负责军事方面工作。我开始没有答应，只向重庆报告了这一情况和这个组织的作用；没有想到蒋介石马上指示我应当参加进去工作，并规定我去以后的任务，一定要很好利用日伪武力消灭新四军。所以等李第二次向我提出时，我就同意了。”

唐回忆说：“汪精卫在6月中旬召开了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出席的除了那些清乡委员会委员、各处处长外，还有好几个省的省长。当时大家都感到清乡工作虽宣传了许久，却—直没法着手做。因为地区那么大，待清的乡太多，而力量却只那么一点点，不知摆在什么地方才好。谈了好久，没有结果。后来还是由汪精卫提出来以京沪路沿线作为一个示范性的实验区，先把力量集中在这里试搞一下。因为这个地区最易看出成绩，日本人对这条线也很重视；特别是可以减少南京所遭受的威胁，也更便于大汉奸们从南京到上海去过淫乐的生活。汪在会上提出这一意见之后，自然是全体赞成，并决定以苏州为中心，向四面展开。”

根据汪的决定，为工作方便起见，“清乡委员会”在苏州成立了办事处，汪曼云说：

“伪清乡委员会成立后，决定设立驻苏州办事处，以就近指挥苏南地区的清乡，驻苏办事处地址在苏州十梓街信孚里，以李士群兼任处长，我为副处长，我因须在南京留会办公，是以副处长—职，仅属遥领而已。”

苏州办事处的成立，造成了两个“喧宾夺主”：

其一，南京的“清乡委员会”本身变得可有可无。汪曼云说：

“伪清乡委员会的各处、室和设计委员会改隶于驻苏办事处，除秘书室酌留若干人员留会办公外，全部调往苏州。南京的所谓伪清乡委员会，只剩下一二十人，专替汪精卫以委员长名义批准李士群在江苏进行的‘清乡’活动为合法，实际上，伪清乡委员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机关。马台街的那所大院子，显得太空洞冷落了，于是便把伪清乡委员会搬到鸡鸣寺脚下伪行政院（原国民党政府考试院旧址东首的宝章阁内）。这样—来，伪清乡委员会顿时由南京最大的机构，变为组织人事最小的机关了。”

难怪唐生明说：“（苏州办事处）实际上是把在南京的整个清乡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都搬到苏州。”

其二，分了伪行政院和伪江苏省政府的权力。

苏州办事处成立之后，汪伪与日军签订了一个《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汪曼云说：

“根据清乡协定，伪江苏省政府应把首次划为清乡地区的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个县的行政、赋税、建设、教育、卫生等等，交由驻苏办事处接管，并由驻苏办事处另行组织清乡委员会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1943年5月改为江苏第一清乡地区）。”

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就是时任伪江苏省政府警务处处长的汉奸张北生。督察专员公署之下，分设吴县、昆山、常熟、太仓四个特别区公署。

按：抗战胜利以后，张北生被国府判处死刑，主要依据就是他在“清乡”期间所犯罪行。

汪曼云说：“所谓清乡督察专员的职权虽似一般的行政督察专员，实际上要大—些，因为他可以制定单行法规，请准施行。至于特别区公署署长，也无异旧制的县长，虽然伪区公署所管辖的地区，有些还不到原来的一个县界，可是伪署长的权力比旧县长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还兼了那么些职务，当时为一般县的行政制度所没有。”

——换言之，苏州办事处把原属于伪江苏省政府的四个县拿出来放到了自己的名下，对此，无异于从伪江苏省政府“主席”高冠吾嘴里抢肉。汪曼云说：

“驻苏办事处虽然设在一条弄堂里，可是其权力俨然是在伪江苏省政府之外，又一个江苏省政府，而气焰且过之。不仅如此，按汪伪规定，凡属计划为清乡地区，该地区的行政、赋税及至教育、建设等等，不论属中央或地方的，概由原来的行政机构划出，交给清乡机构接管，待‘清乡’完成后，再拨归原属机构。这样的规定，无异使伪清乡委员会成为伪行政院之外的另一个行政院，无怪在实施清乡以后，周佛海、丁默邨乃至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等，都叫嚷‘清乡愈扩大，行政院的权力愈缩小’了。”

日后，高冠吾正是因“清乡”而与李士群产生了矛盾，结果被李挤出江苏，而由李士群以伪警政部“部长”兼任伪江苏省“省长”，从而走到了自己在汪伪政权中的顶峰。

苏州办事处有两个副处长，一个由汪曼云在南京“遥领”，另一个就是唐生明。唐回忆说：

“办事处处长由秘书长李士群兼任；汪精卫特别指派我兼副处长，协助李工作。从1941年7月初开始，李士群和我都把家搬到了苏州。他兼的工作虽然很多也很忙，但他把绝大部分时间都摆在这里，我也很少去上海玩。”

从此，李士群就主要在苏州“上班”，并将“七十六号”的一部分工作移了过来，当然他也经常回上海，南京，但那算“出差”，日常办公都在苏州，最终也死在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