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64)

1940年秋，负有特殊使命的唐生明，大张旗鼓地来到了上海。这样，陈恭澍、文强、唐生明，这三位军校四期生，就在上海聚齐了。

唐生明回忆说：“我到上海时，潘三省到码头迎接我们，把我们安顿在开纳路他的家中。当天，他为我设宴洗尘时，就邀请了我所希望结识的汪伪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等作陪。我过去不认识李，虽为初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两人谈得很投机。”

——潘三省其人，单听名字的话，会以为他是个文化人，其实大谬不然。此人与吴世宝类似，也是上海滩著名的“白相人”，经营着几个大赌场。早在抗战之前，唐生明就与他相熟，因此，为唐打前站的张素贞特请潘安排一切。

次日，李士群就请唐生明吃饭，并表示了特别的亲切。唐回忆说：

“我当时还没有料到这么容易地就和他接近了，我所要打通的第一关，却这么样顺利，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我和李初往来时，便把事前编好的一整套假东西搬了出来，非常小心谨慎地应付着他。”

唐生明说：“他（指李士群）一再表示欢迎我去和他们合作，还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在上海的一套活动办法，主要是吹嘘他如何搜捕***和国民党留在上海等地的地下工作人员、伪南京政权如何日趋巩固、上海社会如何安定等等，这些都是他的功绩。我故意表示对这些不感兴趣，再三说明我是到上海来住家的，决不想再从事于政治方面的活动。”

李士群是唐生明此次上海“潜伏”的主要工作对象，他能主动前来接近，唐自然是“正中下怀”，同时唐也保持了应有的警惕，他回忆说：

“李士群这个汉奸特务头子亲自来与我周旋，整天抽出时间陪我玩，不是没有目的的。他除了用种种话来试探我外，还打算用酒灌醉我好吐露出真话来。我警惕性很高，随时提防着他，有时还借故装醉有意说些假话。他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以为经过他亲自考察我以后，基本上已掌握了我的情况。”

唐生明说：“有一天，只有我和他两人在一起时，他突然对我说，他对我的一切情况都很清楚，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帮助他。我立刻看出他还是在耍手腕，肯定他不可能了解我的情况，便故意装出听不懂他这句话的意思，不正面答复他，满不在乎地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去。”

很快，唐生明到上海的消息就传到了南京，唐回忆说：

“大约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我已到了上海，便通知李，要李邀请我夫妇去南京见他。我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明自己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

李听了，力劝说：“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唐才“勉强答应”。

唐生明夫妇到了南京，李士群建议他应先见见周佛海，唐回忆说

“周当时是汪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又兼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是汪身边一等红人。过去我就和他认识，又加上湖南同乡关系，我当然愿意先见到他。周佛海对我去南京，非常高兴，他很热烈地欢迎我，立刻请我们吃饭。他所邀的陪客，都是汪身边的红人，有陈公博、叶蓬、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丁默邨等人和他们的老婆。这些人当中有大半都是我过去就认识的，大家重见之后，都谈得非常起劲。”

这时，汪精卫终于出面了，唐生明回忆说：

“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请帖请我夫妇吃饭。我们在那天下午4点多钟，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我们去见汪，因为早去好多谈谈。”

见到唐，汪很兴奋，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唐生明回忆说：“汪对我也是和蒋介石一样摆起老师的架子，因他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但态度显得特别亲切随便。他知道我过去不认识李士群，便当着李的面前谈起了过去和我以及和我大哥的关系。李看到汪对我这么亲热，也特别向我表现殷勤。”

按：当年，汪精卫不仅是黄埔军校党代表，也是北伐军党代表，因此，尽管汪没有当过一天军人，但由于他的这两个身份，所有的黄埔学生都可以算是他的弟子，所有的北伐军人都曾是他的部下。唐生智是北伐的“正印先锋”，当然也是汪的下级，唐生明这当小兄弟的就更甭说了。

接着，汪开始向唐鼓吹他的“救国”主张：“救国都是—样地救，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指蒋介石而言）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为什么干不得呢！”

这一套理论，对于汪精卫来说，自然是烂熟于心，在座的人，也都听得能几乎背下来了，但对于刚刚从重庆“出走”的唐生明来说，则大有闻所未闻之感，自然更无法接汪的话茬，只好“点点头”。

汪见唐的回应不甚明确，便问唐看过他在河内发出的“艳电”没有，并说：“这也就是一个救国的方法。”

不幸的是，唐生明本是公子哥出身，在番赴沪“卧底”之前，对于国事并不关心，因此尽管汪的“艳电”很出名，但凑巧了，唐还真没看过，于是只好老实承认：“我过去没有看到过。”

“一问两不知”，汪十分扫兴，于是又问：“内地的旧朋友和一般老百姓对我的看法怎样？”

唐听了，不好意思再让汪失望，又不愿公然颠倒黑白，只好拐弯抹角地说：“从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口中了解到有些人是赞成你，不过也有些人是反对的。”

汪听了，“笑了笑”说：“这是很自然的，目前一定会有些人不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甚至会反对我们。但是将来这些人一定会完全了解我们，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

对此，唐回忆说：“我听了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但却答不上话来。”

汪还谈到曾仲鸣之死，并很气愤地说：“很不应该！”

汪还说：“我走出来是事前和他（指蒋介石）说过的，他也认为国家在那样情况下是不能再打下去，把国家的命运那样当儿戏地断送了，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后代子孙。我离开重庆时，是冠冕堂皇走的，又不是偷偷摸摸跑出来，为什么要派人来打我们！？”

唐生明回忆说：“他看到我对这些兴趣不很大，只是点头微笑，便把话题转到我的工作方面去。我仍然是表示不想做什么，他却提出要我先当他军事委员会委员，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以后再慢慢商量。我听了后，还是说只打算在上海住家；他也同意我在上海先休息一下，多了解些情况再说。”

唐回忆说：“当天他就叫周佛海给我在上海准备房子，并叫他送我一辆新式轿车。后来叶蓬答应把他在上海金神父路24号那座花园洋房让给我，我在这里便一直住到上海解放。”

唐生明说；”到了下午6点左右，所邀的陪客都陆续来了，除在周佛海昨天宴会上见到的那些外，还有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的老婆，共有二十多人。”

就在当晚的宴会上，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唐生明回忆说：

“在那次宴会上，我一直不会忘记的，是汪精卫高兴地饮了几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我说的话。他说：‘我得到报告，听说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要来杀我？’”

唐说：“他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连着不停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朝着我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