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63)
很显然，事前，吴开先与蒋伯诚已经商量好，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蒋伯诚是“委员长驻沪代表”，因此他说的话，“官方”色彩比较浓厚，语气也比较重。吴开先则是常在上海混的，与大家都很熟，由他以“拉家常”的方式对大家在敌后的辛劳予以“抚慰”，二人一吹一拍，配合得很默契。于是吴接着蒋的话说：
“我与大家是熟人，也是老朋友，我认为老大哥的话，是要言不繁。这不仅是表示了我们统一委员会的愿望，也传达了委员长对大家的期望。我想大家是不会辜负这期望的。”
这时吴举杯向大家敬酒，同时说：“上海有不少坚贞不拔之士，我们都要报告中央、报告委员长的。”
最后，吴“写包票”说：“抗日的期刊杂志、团体或个人以及敌后打游击的，如有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尽量来解决。采丞先生和墨林哥，和你们联系比较方便，随时可以转告我。”
据吴绍澍回忆：“此后，还有徐采丞、万墨林、冯有真等分批分期代邀工商界、新闻界、地方人士以慰问性聚餐为名作类似的话动。蒋、吴等人也都参加。”
文强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的。他回忆说：
“8月初旬，文强等人辗转到达上海时，首先要办的事是以军统组织的代表身份，对外与有关各方建立合作关系。当时，上海统委会的主任委员杜月笙尚在香港，cc派的三号人物吴开先代理统委会主任委员。此人望之不似人君模样，军统人员对他是嗤之以鼻的，何况吴这个不孚人望的人，究竟藏在租界的什么地方，文强也懒得去打听。”
按：根据戴笠的逻辑，普天之下，只有他的“团体”是在“干革命”，别人都是“废物点心”，只会“吃干饭”，尸位素餐，理都不要去理他。因此戴的手下，跟他都是同一个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所以军统得罪人多，也是必然的。
文强说：“好在早有戴笠密令的指示，找吴不如先找杜的代理人徐采丞。徐在上海号称为杜的‘外交部长’，果然在黄金交易所找到了徐，此人风度翩翩，儒雅可亲，学识丰富，很像一位大学教授，不愧为大流氓集团中难得的人物。”
当时徐很客气，对文说：“吴开老办党多年，上海人是久仰的。今日上海情况复杂万分，极难应付，听说上海党部大批开老的部属，一闻汪伪登台，他们就带着市党部的档案名册去献礼求官，谅先生早有所闻。杜先生不能亲到上海，命我代为照料，当然尽力而为，戴先生与杜先生的交情，我是深知的，以后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不要客气。”
文强回忆说；“弦外之音，他（指徐采丞）对吴的份量是秤得准的，也是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的。文闻其言，对吴未加可否，只是要徐转达于吴，说文某已来沪报到了。”
接着，徐又说：“我听说戴先生派到上海的单位很多，天天都在暗杀汉奸日寇，敌伪谈虎色变，是令人称快的，也是令人生畏的，请注意安全为重。最好是能有一个头，免得群龙无首。我听到开老说，文先生是代表雨农先生的，那么，有头了，我以后也就有所仰仗了。”
对此，文也很客气地说：“希望对军统方面的，事无巨细，请都来找我。戴杜精诚合作无间，八一三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合作，戴先生推举月老为主任委员，这次统委会扩大的合作，又是戴先生建议最高当局任命月老为主任委员，这是众望所孚，开老不过副其名，真正打开局面，还得仰仗于先生哩！”
对这次会面，文回忆说：“这次的谈话彼此间是真诚坦白的，文在沪一年多，始终与之保持良好的关系。”
文还举例说；“恰巧这年的隆冬，沪特区行动队长蒋安华策划绑票，受害者是杜月笙的门徒，徐究不知是日汪特务所为，还是渝特所为，对此案摸不到头绪，文即一揽子承担下来，说无论是那方干的，都要查个水落石出。果然很快破案，命沪特区区长陈恭澍出面向徐赔礼道歉，严办部属，陈又央求文强千万不要报给戴老板知道。这一锤在徐的面前打响了，以后也就无往不利，加深了戴杜之间臭味相投的勾结。”
按：绑票这类事，陈恭澍在上海干的不止一次（虽然他在回忆录中没写），所以这人看似戴副眼镜文质彬彬，却是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比之赵理君，并不逊色。“沪一区”的最终失事，虽有偶然因素，但以陈恭澍行事之荒唐，实在是必然结果。
吴开先听说文强到了上海，便令万墨林通知文到“浦东大楼”开会。文回忆说：
“口头通知的大亨是著名的米蛀虫万墨林，此人既是杜家的杂务总管，也是吴开先在租界上赖以打通关系的帮会总管。”
文强说：“开会的那天晚间，文强带着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长萧焕文和萧的儿子萧张权一道去的。到会的有蒋伯诚、冯有真、陆鸿勋、万墨林，和其他的男女青年数人，看来是业务会议的性质。五人委员会的人物到场的，只有吴、蒋两人，冯有真是中央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社长，陆鸿勋是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留美同学，万墨林是杜月笙方面的代表，但徐采丞不到，万当然说不上是第一号的代表。”
文强回忆说：“吴开先对戴笠一向是敬鬼神而远之，对文强当然不会例外。文强则守口如瓶，不吐真言，对上饶之行则言之甚详。吴将话题转到军统打杀日汪的所谓‘铁血爱国英雄主义’，大为吹嘘了一番。最后他一本正经的宣布了文强早从戴笠密电中知道的几项事：例如五人委员会的名单、杜指定的对外代表是徐采丞、联络交通总管是万墨林，等等。”
谈到“策反委员会”的工作时，吴“一推六二五”，说：
“我是外行，就完全依靠雨农先生的运筹帷幄，更重要是靠文兄拿出办法来。统委会每月办公费只有两万元，准备以四分之一交文兄开支。以后联系见面都不容易，请与墨林大哥约订。”
这次会后，“统委会策反委员会”就成立起来了，主任委员自然是文强，参谋长是军校三期同学沈忠毅。另有若干委员，其中之一就是原忠义救国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萧焕文，他的女儿萧淑英任交通。
“策委会”的工作，可谓卓有成效。文回忆说：“策委会的工作重心，从一开始就注意京沪杭三角地带，大致是一年后，策反的对象多如牛毛，于是就发展到遍地铺开一把抓。例如在苏北的李长江部队、杨仲华部队，原来就是蒋介石方面的地方部队，投汪后而又策动了过来；西北军系统的刘郁芬、孙良诚等部，驻在开封、苏鲁豫边区，也策动过来了；还有驻武汉的叶蓬部队、驻广州的招桂章部队，甚至还有‘满洲国’的王家善等等部队，也都策动过来了。蒋介石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大有由曲而直线发展的趋势。照戴笠的说法，这叫做‘一通百通，千通万通，无所不通’了”。
此外，据文强回忆，他在上海的末期，还曾经获得一份重要情报：
“例如于1941年11月上旬，搜集的一份有关日军动态的情报资料中，探悉到如下大意的语句：‘旧对东亚圣战胜负决之于英美而非渝宁（指蒋汪），将以必死木机一举歼米（即美，日人对美鄙视之称谓），以珍、马、星、港为讨伐之的。’当年文强审核这一情报时，几乎全然不解其意，且深责日文翻译者，文理不通，自作聪明，望文思义，全不可解。”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