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62)

高兴之下，顾祝同对“统委会”的工作发表了长篇“指示”，他说：

“上海市区在本战区管辖之内，又是在江苏省省区之内，上海有租界地可利用，只要租界不失，戏是好唱的。江苏省仅仅在江北尚保有一小块不毛之地，江南山地无多，现保留在国军之手的地带，又有×××的盘踞渗透，被它闹得三边（指苏南、皖南、浙西连接地带）不安。正在准备大动手术来割掉这颗疔疮，此事我已与雨农详为筹谋过，今日且不多谈。你今后代表雨农驻上海，以后多与长官部通情报，凡能搜集到的日汪情报，希望系统的寄我一份，如有紧急情报，则从约定的密电中告知。”

说到这里，顾祝同特别强调：

“现任松江专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平祖仁，是我向江苏省府指派的，代表长官部与统委会联系。另外委派王文甫为少将军事专员，到沪的任务是收集日汪和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希望多多予以协助，而且交代是雨农推荐的，与你（文强）是黄埔四期的同学关系。”

最后，顾说：“本部高参室主任卢旭中将，是我的老友，足智多谋，希望见面多多谈谈今后的联系配合工作。”

——各战区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因此，“高参室”主任卢旭其实就是顾祝同手下的特务头子，对于此人，文强早有所闻，且印象极坏，他说：

“卢旭是顾祝同身边的阴谋家，在长官部的顾祝同亲信辈中，称卢为‘卢毒’，是个自以为跑红而不得好评的人。”

没想到的是，等文回到忠义救国军驻上饶办事处，“卢毒”已经在这儿等他了。

见到文，卢“套磁”说：“是奉长官命来看老哥，在广德有周伟龙代总指挥通消息，在上饶有郭履洲总队长通消息，今将在上海又有文兄通消息，真是消息灵通通四海，不愁奸逆不倒台……”

说着，卢“哈哈大笑”。

——论岁数，卢旭生于1893年，比文强大出“一轮”还拐弯，且卢还是顾祝同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对于文这样一个后辈、下级出以如此的谦恭，显得极为虚伪做作，因此文见状反而产生了防范心理，“有话而不欲多谈”。

接着卢又说：“东南肘腋之祸非日非汪，而是×××之不能听命，正如×××在西北、华北不能听命一样。墨公（顾祝同字墨三）旰食宵衣，日以为虑。”

卢越说越起劲：“日汪尚可拉通关系化敌为友，×××则绝无拉通为友的可能，江西十年××的经验是如此，委座、墨公悬为座右，亦谆谆以教部属和门生，文兄看法如何？”

文听了，敷衍说：“高论言之有理，长官割疔开刀之策，想系卢公所献，（本人）份属军人小卒，一切听命而行。此次去沪任务，重在对日汪收集情报及进行瓦解之策动活动，尔后希望多从这方面赐教。”

文回忆说：“文强寥寥数语，满想结束谈话，不料卢认为文的答复有点官样文章，微有不悦之色。他最后与文强约好密电本乃告辞而去。第二天文到高参室去回拜，卢不在室，乃留下一纸条，告以候到沪以后从电报中聆教。”

在从温州到上海的海船上，文强一行几乎出了大事，他回忆说：

“经东亚旅社老板介绍，决定乘意大利商轮，乔装商人打扮，将多本密电码本拆散，藏在一对芦花枕头里，以为可万无一失地前往上海了。不料登轮开航出海，刚到温州洋面时，忽然出现一艘日本炮舰，拦截检查。结果，将船长（意大利人）扣押，电台没收．连同商轮也被押送到镇海，停泊海中，不许靠岸。如此羁押一月，日日都有日军官兵登轮搜查，船上淡水已断，商轮上满载出口的生牛皮，被暑气蒸发恶臭，且长了黑壳虫，满船爬行飞舞，与文强随行的副官、译电员等，在惊恐万状中均惶惶不安。”

文说：“文强本欲将两只藏有密本的枕头抛入海中免祸，既恐到沪无密本可用，又恐枕头为日寇所得，反而弄巧成拙，几费筹思，乃下决心与枕头共存亡，并将枕头从译电员手里取作为自用之物。为日军任翻译的华籍人员，多少还有些同情于无辜旅客，从他们口中知道，商轮并非意大利的，轮船上悬挂的意籍旗帜是假的，船长也是白俄冒充的，轮船是中国商人的。不料由于有白俄作船长，日本人反怀疑与赤俄有关，因此予以扣押抄查。”

文强说：“旅客们明瞭了被扣的原因后，才敢推举代表向日方交涉，向日人和翻译送礼行贿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才将这只被扣的商轮连同旅客货物转押到舟山群岛，改乘日轮，将旅客们送到上海。文强一行饱受虚惊，一个多月的失踪，引起了多少人们的猜疑。”

几经磨难，文强终于抵达上海，此时，“统委会”已经“开张”很久了，吴绍澍回忆说：

“吴、蒋到沪以后，就分别邀同已经在沪的吴绍澍、徐采丞、万墨林等传达了这个统一委员会的组织经过，并先后谈了上述的若干情况。当及指定万墨林为总交通，派冯有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陆鸿勋（中统徐恩曾的同学，徐的驻沪代表）、龚仰之（吴开先的表兄）为专员，分别代吴出外联络；派吉明斋等为秘书（译电及电台交通等），又派吴冰海姊妹为干事，分别担任总务、会计。”

此外，吴开先还派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一个门卫沈守良做“看门杂务”。

经过研究，吴开先等提出了“统委会”的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要稳定上海局势，首先稳定上海工商界”；第二项，“团结一切力量，展开一次广泛的反汪运动，打击汪伪组织的出现，以正中外视听”；第三项，“加强拥护领袖的宣传”。

“计较”已毕，由徐采丞出面，假“杜月笙的三姨太姚玉兰家的十八层楼”为蒋、吴“冼尘”，吴绍澍说：

“当时应邀参加的有世界书局经理、出版界及大学联谊会负责人之一的陆高谊，有交通大学校长、教育界联谊会负责人之一的黎照寰，有曁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有公共租界华董、会针师奚玉书，有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姚惠泉，有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张季先。我和万墨林、冯有真等也参加。”

首先由徐采丞“致辞”，大意说：“自从汪精卫、周佛海等到了上海以后，情况比较复杂，抗日团体在租界内已难公开活动，而且其中有人已经变节了。中央为了重视上海的工作，成立了一个统一指导机构，由杜先生负责。”

接着，徐为大家介绍了吴开先、蒋伯诚和吴绍澍，并说：“现在重庆有大员在上海了，我们随时可以联系，有困难也可以解决，大家可以团结在一起，一致反汪抗日。”

这时，吴开先接过来说：“请老大哥先谈谈！”

“老大哥”即指蒋伯诚，于是蒋说：

“上海是国际观瞻所系，抗日工作随时可以影响国际舆情，也就会影响国际支援。委员长特别请杜先生来领导，还要我们到上海来和大家共同工作。只要是抗日的，都应该在统帅的统一指挥下从事一切工作。有困难，我们尽量解决。如果上海呆不住了，可以到重庆去，我们可以打电报联系。”

最后，蒋婉转但很严肃地告诫说：“希望各位转达有关团体及个人，一勿听信谣言，二勿分散抗日力量。今后一定团结得更好，协力同心，反汪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