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61)
吴绍澍回忆说：“于是由陈立夫、吴开先征求了吴铁城、朱家骅的意见，提出了统一委员会成员的初步名单。除吴开先外，还有流亡在重庆的上海市长而在当时任财政部次长的俞鸿钧、军统头子戴笠、历充蒋介石军事代表的蒋伯诚（因娇妾在沪而请命去沪，落个公私两便）。名单上还有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保镖杜月笙、流亡在重庆的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从cc分化出来成为朱系（朱家骅）份子的三青团骨干吴绍澍。我当时正在上海筹组三青团。以上七人组成为七人委员会，但最后决定又剔去俞、王二人，成为五人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
——此时，杜月笙已经离开上海、困守香港多时了，大有“虎落平阳”之感。吴绍澍说：
“杜月笙到了香港，接受蒋介石、许世英已为他安排好的‘赈济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成立香港办事处，主持港澳难民救济事宜。可是这个办事处的机构不大，编制又小，大有粥少僧多之感。到港杜门中人难为安置，兴味索然。同时人地两疏，在港不如在沪，经杜几次投机场中尝试失败之后，更感强龙难斗地头蛇，海派远非港帮对手。杜公馆虽尚有熟人走动，其作用与情况迥非昔比。‘神鬼无灵香火衰’，正是当时杜月笙内心的写照，因而他也有些牢骚。”
吴开先曾是杜月笙的“学生子”，当然最了解他，此时吴灵机一动，打上了昔日“老头子”的主意。吴绍澍说：
“吴开先掌握了这个情况，所以他看到第一张名单的时候，深恐俞鸿钧将被指定为主任委员，他就不能随心所欲。吴即以沦陷区地下组织与公开组织性质不同，人数宜少不宜多为理由，提出俞、王二人不能离开重庆，毋须参加的意见；同时吴自知当时国民党上海党部在工商界中的作用比不上杜公馆，他的个人信用更远不如杜月笙，就是对国民党内各派系间的关系也不如杜兜得转。五人委员会中，戴笠是杜的拜把兄弟，蒋伯诚是杜的玩场知己，吴绍澍曾经是恒社（杜门学生组织）社员，而吴开先自己是杜退还门生帖子的出头弟子，其亲切在一般朋友或师徒关系之上。因此吴开先认杜为最好的利用对象。”
吴绍澍说：“这个不公开的临时性组织，似官非官的头衔，既不为内部派系所争夺，经吴奔走于港渝之间，二陈首先认为得计，又得戴笠支持，杜月笙的主任委员也就顺利产生。”
就这样，杜月笙当上了“统委会”的头头，当然是挂名的，主要是利用他在上海的社会基础，同时杜也得了虚名（黑社会头子一般都很重视虚名），大家都很满意。
事实上，由杜月笙来扮演这个角色，也确实非常合适，吴绍澍说：“cc与复兴社、中统与军统，彼此一贯视同水火，需要―个非国民党大亨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调和于这些派系之间，统一而驾乎几个派系之上而能相安—时，确非偶然。”
然而，作为国民党的党务指导机构，“统委会”居然由一个清帮头子总其成，不免有点滑稽。不过，对于帮会组织的高度依赖，正是民国政治运作的一大特点，并不奇怪。
1939年夏，吴开先离开重庆，到香港会见了杜月笙和蒋伯诚，向杜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上海的阵地是不能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
吴绍澍说：“几天中，杜、蒋、吴三人还谈了几次关于今后上海的布置。杜就交代了他在上海的主要关系：徐采丞是他的代表，对外联系问徐；万墨林是他的总管，内部联系问万。”
吴还解释说：“对外联系是指与上海抗敌后援会的各界领导人、各党派的上海负责人、租界殖民当局以及各国（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沪外交使节人员的联系。对内联系是指与军统特工、各游杂部队驻沪人员、杜门中人以及租界探警等的联系（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在‘杜公馆’按月领有津贴或补助）。杜当即派人去沪布置，通知徐、万二人。”
此外，杜还派了他的私人秘书郭兰馨及原上海市府秘书王绍斋二人为秘书，作为“统委会”留港工作人员。这样，“统委会”就算成立了，吴开先、蒋伯诚随即起身赶赴上海“上任”。
再说文强，基本上与此同时，他接到戴笠的电令，大意说：
“为布置东南统一行动，公推（杜）月笙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一如苏浙行动委员会推举其为主任委员的运用相同；吴开先代表上海市党部、吴绍澍代表上海市三青团、杜月笙代表上海市工商各界、蒋伯诚代表与军委会之联系，本人（戴笠自称）代表军统，已在港成立。经校长（指蒋介石）指定的五人委员会，实际上能到沪者只有吴、吴、蒋三人，请兄代表本人驻沪出席统委会议。”
戴还指示说：“对两吴可若即若离，对月笙驻沪代表徐采丞可多多接近。本局任务另有规定再告，望于接电后，遴调可靠人员为助，克日前往上海报到。……”
戴笠电报中的“两吴”即指吴开先和吴绍澍；“可若即若离”的意思，基本上相当于“甭把他俩当回事”。对于这一点，文强是戴笠的老部下了，当然明白他的意思。问题是这份电报说得也太简约了，许多深层次的情况，文一无所知，难于把握。他回忆说：
“文强接电后，仅仅知道五人委员会的一些情况，究竟军统对内对外不知将作何规定？于是又去电请示。三天后复电到来，指示要‘文强取道上饶赴第三战区长官部晋谒顾祝同长官请示机宜’。”
同时，电报中具体指示说：“文强为对内对外代表军统的联络负责人，在统委会之下，成立对付日汪进行收集情报和策动反正的机构，任命文强主持这一策反机构的少（中）将主任委员，委员名单及工作计划另拟呈核。经费可向统委会具领，不足之数，由局拨发。策委会工作开展后，注意甲、乙两种情况之上报是要。”
按电文中的意思，文强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代表戴笠常驻“统委会”；二是在“统委会”下建立“策反委员会”并开展工作。
文强解释说：“军统局的所谓‘甲、乙两种清况之上报’，是指的对待战区长官部、统委会等上级机关，只能以公开的一套上报，而有关内部组织人事，以及极关重要的机密情报等，则只专报戴笠，也就是报蒋介石了。”
文接到指示后，即将忠救军政训处长职务交给秘书罗静芳暂代，于6月中旬离开广德赴第三战区去见顾祝同。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刚刚由皖南屯溪移到赣东上饶，前文说，沈醉在第三战区便衣混城队当教官的时候，曾接待文强来访，就是这一次。
见到顾祝同，顾对文说：“雨农已自渝来电，知道你要来。上海策反委员会的成立，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既是在战区管辖范围之内，也是统委会的中心任务，与本战区情报部门有密切联系配合的必要。”
顾祝同曾当过黄埔教官，在所谓黄埔系的“八大金刚”中，是仅次于何应钦、陈诚的人物，因此文强对顾十分尊重。文回忆说：
“文强对顾以‘老师’尊称，并表明一切听从指挥，按戴笠来电的指示，死死守住表里两套的原则，装作对顾唯唯听命的样子，顾自然是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