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60)
几天之后，岩井英一来找袁殊，“请”他写一篇有关“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
袁殊知道，这就等于是“落水宣言”了，这可不是玩的！
袁龙说：“尽管潘有言在先，（袁殊）思想上还是激烈斗争起来，这是有关个人民族大节的大事情。袁殊想了潘的话、想了目前的处境、也想了马景星对是否下水的意见：‘那要看你自己怎么做，只要对抗日真正有益就可以做。’”
袁龙说：“于是袁殊用了几天时间写了《兴亚建国论》一文，概括了他和岩井‘商谈’的关于中日大局的‘意见’。岩井交影佐过目后派人译成日文在各中日报纸发表了。”
这样，“兴亚建国”运动就算开张了，站在前台的是袁殊，后台是日本外务省，代表是岩井英一，办公处所在上海闸北东宝山路九三八号，这就是所谓“岩井公馆”，亦称“岩井机关”。
袁龙回忆说：“袁殊当时天真地讲了个小条件，即从此以后使用‘严军光’这个名字，上海地区‘严’和‘年’同音，袁殊的用意是作为潘汉年军队的一员是光荣的，岩井当然一口答应。但后来李士群把严军光即袁殊张扬开了，况且还有签名的手迹，是许多人熟悉的，从此大家都知道袁殊‘落水’了。”
与此同时，袁殊又通过关系与戴笠联系，希望取得军统的“谅解”，袁龙说：
“潘汉年l941年前后去香港之前，布置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找了个名叫张子羽（又名张叔平）的人帮助袁殊到重庆去沟通戴笠的关系。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因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拘押，由于岩井的营救即与日本人合作了，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两个月后张子羽带来戴笠亲笔回信，慰勉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此后袁和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电台联系。”
对此，陈恭澍回忆说：“此外，情一组还负责联络上海区直属的几个特殊工作关系。其中有一个人姓袁名殊，又名学易、筱易。是上级‘交联’的还是就地‘吸收’的？已无从查考。此人出身新闻界，政治关系非常复杂，他所供给的情报，大半是题目惊人而内容稀松的一些东西，不但不具价值，尚且徒增困扰，可是突然间又有一件非常吸引人的题材，会使人觉得他仍是一块有用之材。”
通过上述措施，袁殊成功地继续保持了“cp运用人员—日本外务省运用人员—军统运用人员”这三重背景。至于以前的“共产国际”和“中统”两重背景，则早已随着他因“怪西人案”被捕而不复存在了。
有的文章曾说袁殊有“六重”背景，这最后一重，指的就是汪伪政权。但严格地说，此时的袁殊，与汪伪还没有直接关系，且汪政权还没有成立——最起码从表面上看，目前的袁殊，靠山是日本外务省，搞的是“兴建”运动。
说到“兴建”运动，日本人原本是打算将其搞成一个“政党”的，后因涉及与汪伪政权的“协调”而作罢，改向“文教”方面发展，持续的时间并不甚长。但袁殊以“兴建”运动为平台，捞取了很“唬人”的政治资本。此后袁出任伪“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从一个新闻界的“小萝卜头”，摇身一变成为汪伪政权的“官员”，“兴建”运动这段经历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同时，加入汪伪政权，也为袁殊的情报生涯加上了最后一重、也是引发争议最大的一重背景。袁龙说：“袁殊实实在在地‘加入’汪伪政权，负些实际责任，是l941年初的事。”
到了这个阶段，由于有了岩井英一和汪伪“红人”李士群的“双重”庇护，袁殊无须再看戴笠脸色，基本上也就不再为军统做什么事了。
对此，陈恭澍也是这么看的，他说：“到了李士群做了汪伪政权江苏省主席的时候，袁学易则又以‘教育厅厅长’姿态出现，不过，他仍然与情一组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发给他的‘活动费’依然照收不误。全盘检讨下来，他在工作上并无特殊表现。迨至抗战胜利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陈恭澍接任不久，“情一组”组长朱啸谷就调走了，陈回忆说：
“笔者和朱啸谷组长会见过一两次，因为敌伪搜捕日急，已难于在上海立足，未久即调往忠义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去了。”
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是政训处长）原本是文强，此时，他已经到上海做“地工”来了，职务是上海统一委员会下设的“策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对此，文强回忆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正在紧锣密鼓地筹组南京汪伪汉奸政权之际，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面，于1939年12月，在浙江金华召集过一次五省特务头目的聚会‘北山会议’（又称东南五省会议）。这次会议把正准备傀儡登场的汪伪汉奸政权和驰骋江南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看成是两颗眼中钉，自称‘夹攻中的奋斗’，非要把这两颗‘钉子’拔掉不可。”
文回忆说：“北山会议期间，文强是忠义救国军的代表，又是被指定的五省大会的秘书长。在会上，大特务赵龙文、周伟龙等认为，京沪杭三角地带我们必须牢牢的控制住，既不容日汪所占据，也不能让新四军渗透利用茅山山脉作抗日根据地。为了对付此‘夹攻中’的任务，首先就要利用上海租界作掩护，然后才能使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团、特、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立住脚，使其有用武之地，以应付非常局面。否则四分五裂，力量分散，即使不亡于日汪也会亡于×××之手。议来议去，戴笠便提出了建立一个‘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主意，实行所谓一元化的领导，蒋介石对戴笠的建议自然是没有不批准之理。”
以上是文强所说的“上海统一委员会”的由来，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上海统一委员会”是“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的简称，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统一指挥、协调上海地区抗日活动的机构，这么高的“格”，怎么可能出自军统的一个什么“北山会议”！
对此，曾任“上海统一委员会”委员的吴绍澍知道得很清楚，他回忆说：
“汪逆汉奸集团一到上海，国民党cc系留沪骨干就大批叛变。中统局徐恩曾的第一号助手丁默邨首先附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留沪常委蔡洪田、汪曼云等竟率同大部职员携卷带印集体投逆。黄色团体中的负责人也有的相继落水。上海沪西一带成了妖窝魔窟。当时在上海搞情报工作的军统特务和初到上海搞三青团筹备的一伙人认为大事不好，一面奏报重庆，―面揭露附逆者名单，一时舆论大哗，责难频起。”
对此，蒋介石当然更感恼火，于是批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令其“特别设法改良”，经研究，朱建议派国民党中组部副部长吴开先重返上海，主持全盘地下工作。
吴开先素有上海“党皇帝”之称，派他回上海，确是合适人选。不过今非昔比，吴开先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吴绍澍说：
“但吴（指吴开先）也明知cc不仅在‘党’外信用扫地，即在国民党内各个派系间也矛盾重重，‘指导工作’难于下手。于是计议成立一个包括各派系的统一指导机构，企图卷土重来，笼罩各派系之上发号施令，事为蒋介石所首肯。”
这个“统一指导机构”，就是“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简称“统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