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58)

陈恭澍回忆说：“我迫不及待的会晤了齐、张二兄，他们是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一看见我就表示，如果我不来，那可就要好看了。”

齐、张说：“上级调他们到大后方重庆的电报，早就来了，可是北平方面，因迭次遭受日本宪兵破坏，以及人事更番调动等，一般作业已失去正常，所以过了一个多月才接获通知。侥幸的是没有被牵连上，已经算是大吉大利了。”

陈恭澍的出现，对于齐、张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他们说：

“北平区来人表示，目前垫不出一笔数目可观的旅费，希望能先行自筹，俟抵达重庆后，再报请发还。这可就难了，算算看，由北平出发坐火车到天津，搭船至上海，再换船到香港，买到重庆的飞机票，还要住旅馆等待班期，总共要多少钱！我们两个谁也凑不出来，几经研商、请示，乃决定由我们二人各筹去上海的旅费，等到了上海之后，就会有人前来接应，并代为安排今后的行程。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绝想不到来照顾我们的就是你。”

陈恭澍回忆说：“听他们把话说完，该轮到我问他们了，第一件我想要知道的是，是他们的工作派定了没有？他们同声都说：‘还没有。’既然没有，那就好商量了。”

于是陈说：“现在，我已经调到上海来当区长，到职只有几个月，目前，很需要人帮忙，不知道二位能不能留在上海咱们一块儿干？如果没问题，我回去马上打电报给戴先生。”

接着陈又说：“我预备保荐若斋（齐的别号）兄当上海区的书记，克新（张的别号）兄做电台督察，你们二位觉得怎么样？”

陈回忆说：“他们二人彼此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说什么，大家沉默了一会，还是由我发言说：‘不必犹豫了，就留下来吧！’他们点头表示答应了。”

陈恭澍说：“我们三个人把最重要的一段话说好，这才互道契阔，谈些离情，我留下开销旅馆以及应用的钱，请他们搬一家略为干净一点的住处，好等候上级回覆。预计顶快也要四、五天，万一戴先生不在重庆，也许个把礼拜也说不定。”

陈还说：“至于要把现在书记调走，以及新设的电台督察，上级都需要考虑的这些内情，我没有告诉他们。因为张作兴口快心直，倒没有什么；齐庆斌可就不同了，他是又方又正，一丝不苟的人，如果他晓得了现在书记有人，说什么他也不肯干。”

回到区部，陈发出申请将齐、张二人留沪一区工作的电报。两天后，覆电来了，陈回忆说：

“局本部来电查询齐庆斌、张作兴二人的出身经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主管人事部门对他们太陌生了。不错，齐、张二人除任职于‘华北忠义救国军’一个短时期外，迄未正式参加本局内外勤各站组工作，而忠救军虽与本局有关，但毕竟它的组织另有体系，所以在本局的人事卡上，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至于调他们回后方去，可能是个项目，因而查不出有关他们二人的人事资料，无法在我的电报上签注意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只怪我不够老到，如在电文中再说得详细一点，就不会有这些枝节了。”

陈还说：“我也想过，万一不准，我非力争不可！”

所幸的是，过了几天，戴笠的批示回来了：“均准予所请。”并具体说：“一、王一新同志另调工作；二、准以齐庆斌继任该区书记；三、张作兴同志由该区自行分配工作。”

按：在军统的序列中，区、站一级秘密单位的“书记”、“督察”等职位，与区长、站长一样，均属于“中层干部”，须经局本部任命；而所谓“电台督察”，则属于沪一区内部的一般性岗位，因此戴未予理会，令陈“自行分配工作”。

此外，根据下级的请求进行人事更动，在戴笠而言，是极少见的。何况齐、张二人均非军统在册干部，未经过任何训练，这是戴笠对陈恭澍的“逾格”放纵，从此沪一区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制约陈恭澍了。

关于张作兴的工作，陈回忆说：“我请作兴兄负责为电台督察，专事联络三个经常通报的电台。这是一个新设的职务，并无前例，意在沟通区部与电台间的关系，同时也含有监督管理的作用。他做得很成功，区台之间相处得极好，工作非常顺畅。此刻，作兴兄也把家眷接来，他的住处则作为区台两方面的中继站，更多了一层安全保障。”

陈还说：“作兴兄的才干，曷止于此，之所以没有请他多分担一点责任，是因为他脸上有麻子，也就是最不适宜干特务工作的特征之一。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记住并认出来。”

按：事实上，对于张作兴的安排，纯系陈恭澍私心自用、因人设事，最终沪一区的“偾事”，张作兴亦有很大责任。

对于王一心被挤走，在回忆中，陈恭澍冠冕堂皇地说：

“我对于王一新兄的另调工作，虽有些怅然，但并无歉意，实际上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此一措置，无可否认的是我存有私心，不过，究全是为了便利于工作的推展；绝不是想造反。其实，选择一个得力助手，乃小事一端，算不了什么，不提也罢。”

陈还说：“一新兄去后，他又做了些什么，多年未有所闻。”

事实上，在陈恭澍的沪一区垮台后，王一心即接任“上海实验区”区长，并直接指挥了程克祥对周佛海的策反。此后，王又改任“华东区”区长，主管华东沦陷区工作。抗战胜利以后，王一心以军统局上海办事处秘书的身份，随戴笠重返上海，一度风光无限。这一点，恐怕是当时的陈恭澍怎么也想不到的了。

对于“刘关张”中的齐庆斌，陈恭澍倒确实没有看错，来了以后很快成为其得力助手，陈回忆说：

“庆斌兄接任上海区书记后，接来留在北平的家眷，另觅新址安顿。他住的地方也就成为上海区的第三办公室。在业务分配上，庆斌兄的居所，作为我们的决策机关，最机密最重要的事，都在这里处理，差不多我每天都去一次，地点是在公共租界西摩路。海格路如旧，前书记走后，由原深兄主持，我和庆斌也去办公。另外，还有一个第二办公室，忘了是在那一条马路上，只记得是一幢花园洋房，阳光普照，非常豁亮。助理书记胡尚武、桂涤非都在这里办公，我和庆斌每天都去。”

上文中提到的刘原深、桂涤非，都是沪一区的骨干，也是陈恭澍的亲信。

刘原深，前面说过，临澧特训班的高材生，1938年底派到沪一区当“情报编审”，后升为“助书”，戴笠特别欣赏，曾当面与他订下“三年之约”。

桂涤非，前面也提到过，他是郑修元的“总角之交”，很早就由郑介绍进入特务处，在本部当秘书，后派到沪一区当“助书”。

——1942年4月出版的《蓝衣社内幕》曾刊载了沪一区的一部分内部文件的影印件，其中多系他们与戴笠的往来电文。仔细查看可以发现，对于几乎所有文件的处理，均由桂涤非以“达”的化名“初拟”；再由齐庆斌以“崇”的化名复核，有时也会补充一、两条意见，再报陈恭澍；陈不过写上“如拟”二字而已，再签上他的化名“固重”、或“关镇”、或“镇”、或“霑”，从不肯多写一字。

由此也可以看出，有了齐庆斌、桂涤非这些得力助手，陈恭澍这个“区长”，当得真是很省心，小事无须分神，大事亦只发号施令即可，不强似在重庆局本部“伺候长官”！。

在回忆中，陈恭澍曾说过：“当一个外勤单位的主管，有绝对的指挥权，颇能满足人所共需的支配欲，另外，虽仅仅回旋于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天地中，却仍有其自由自在之处。”

无怪乎，别人都视为畏途的敌后工作，陈恭澍却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