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57)
马啸天、汪曼云说：“丁默邨深怕这次再蹈覆辙，于是想出一条声东击西的办法：他们先让原市政府法文秘书耿绩之与法租界巡捕房联系，进行私下交易。接着又让日本宪兵队作正面交涉，但故意把被捕人的门牌弄错。”
按：“耿绩之”即耿嘉基，看来军统要“制裁”他，是有依据的。
马啸天、汪曼云说：“当日本宪兵、76号特务会同捕房人员来到故意弄错门牌的那一家时，当然不会有吴赓恕，算是扑了一个空，只好分头回去。但与捕房人员分手后，日本宪兵与潘达等马上回头扑向吴赓恕和陈承纶会面的地点，把两人都抓起来。其实，真地址与假地址相隔只有十多家而已。”
马啸天、汪曼云说：“事后，法租界巡捕房对耿绩之与日本宪兵都表示不满，但他们推说手续是完备的，只是弄错了门牌，临时发觉，来不及重新会同行动，只好权宜行事。法租界巡捕房因人已被抓，也无可奈何。”
事实证明，丁默邨这一手干得确实漂亮，亦相当有先见之明——他们刚刚出动，沪一区就从捕房得到了消息。王一心回忆说：
“日本特务机关正在派人的时候．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很快就接到内线的报告。知道特务机关要去亚尔培路捉人了，但不知道门牌号数和对象的姓名。因此，陈恭澍打电话通知我，说：‘现在有人请客，你邀请亚尔培路的朋友赶快出来吧！’”
王回忆说：“我一听就知道日伪特务机关要去亚尔培路捉人了，陈恭澍的意思要我通知那里的军统分子赶快离开。我一面答应，一面挂上电话，立刻会同人事股查对地址。结果，查明亚尔培路一带，没有上海区所属军统特务的住家，至于临时活动的地址，那就不清楚也无从通知了。”
王一心说：“约过十五分钟，陈恭澍又来电话问：‘亚尔培路的朋友出来了没有？’我回答他上面的情形。过了一个多钟头，陈恭澍来到区本部，说：‘李士群带领日本特务，刚才在亚尔培路将吴赓恕绑走了，他们没有会同法捕房，是直接用绑票方式将吴赓恕绑走的。’陈恭澎接着又说：‘吴赓恕怎么到上海来的？来到上海又怎么不同我们（指上海区）联络？要是有联络，那就不会被绑。’”
按：在上述回忆中，因分别出自双方阵营的叙述，因此多少有些“眉目不清”：
第一，按马啸天、汪曼云所说，是他们故布疑阵，使了个“障眼法”，通过法租界巡捕房“蒙”了沪一区。按王一心所说，他们确从巡捕房提前得到了日伪要到某处抓人的消息，但因吴赓恕未将他的落脚点在沪一区“备案”，导致无法示警。
第二，按陈恭澍的回忆，他事先已经与吴赓恕见了面，并奉命对吴的刺汪行动予以“协助”，怎么会又说：“吴赓恕怎么到上海来的？来到上海又怎么不同我们（指上海区）联络？要是有联络，那就不会被绑。”
不过，这种“对不上榫”的现象，是我们在阅读民间记载、“口述实录”时，会经常看到的。对此，不必太“较真”，看个“大概齐”就行了。反过来说，如果每个人对任何一件事的回忆都能丝丝入扣地完全一一对应，那才叫奇怪呢！何况陈恭澍曾经“落水”，他的回忆，不尽不实之处太多了！
王一心回忆说：“陈恭澍说完，便起草电稿，将此事经过，报告戴笠。当天晚上，戴笠来了急电，说：‘不惜任何牺牲，营救吴赓恕。’”
王一心说：“第二天一早，陈恭澍在区本部商量，准备调动大批行动员，冲进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临时看守所，将吴赓恕抢救出来。可是事情还未商量完，忽然接到消息，知道吴赓恕在拂晓时已被李士群绑出枪毙了，因为他被捕之后，大骂李士群，李士群报告日本特务机关同意，就把他立即枪毙。”
对此，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吴赓恕和陈承纶被押回76号后，陈即被释放，但他惊魂未定，对陈春圃说:‘这家伙凶横得很，他活着，我怎么也不能安心。’当晚就逃回南京。吴赓恕受审时，起初还想抵赖，但经过皮鞭、灌水等刑罚，还未上老虎凳，便一一招供，丁默邨将经过和吴赓恕的口供密报给汪精卫，汪亲笔批示‘枪决’。”
这样，戴笠的“刺汪”行动，不但再一次失败，反而又“折”了一员大将吴赓恕，对此，戴怒不可遏。王一心回忆说：
“陈恭澍无可如何，只得再将经过情形电告戴笠。当天，上海区连接戴笠两电说：‘吴赓恕遇害事，必须报复。’”
陈恭澍接到指令，随即在上海大开杀戒，“七十六号”接着又进行“反报复”，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不过这一切，王一心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陈恭澍挤走——
陈回忆说：“王一新夫妻感情不睦，时生勃溪，据说以前并不是这样的。至于是否为了第三者的介入而使然，事关个人私生活，我不好过问。有一回，我亲眼目睹一新兄正一只手挽住他太太的头发，另一只手则握紧拳头猛力击打，他太太则大哭大叫，声闻户外，吵得同楼的邻居都打开房门询问究竟出了什么事。”
对此，陈说：“这可不行，万一遇见那种爱管闲事的人，打个电话报警，岂不是惹祸上门，自找麻烦吗？可是奈于情面，我又不好意思说什么，除了劝慰一番，一无办法可想。不过，我已经有了请求换人的意念。”
陈恭澍说：“过后，办公室的内勤同志们报告说，王一新之打老婆，已不只一次，最近差不多是三天一小吵，五日一大闹，一句话不对头，就动手打起来了。像这种情形，已影响到工作的进行和组织的安全，长此以往，说不定眞会弄出事来。因而，更促使我请求把他调走的决心。”
按军统的规矩，任何人事安排都是戴老板一人说了算，向不容他人置喙，因此，陈恭澍要把王一心赶走，这话很难说出口。
巧得很，就在这个当口，陈恭澍接到重庆的一通电报，他回忆说：
“正在考虑要求上级派个熟人来，而又不知道请谁是好之际，无意间接到上级来电，嘱即从速接济齐庆斌、张作兴二人旅用费，并协助彼等早日来渝。”
陈恭澍说：“我这才得悉齐、张二兄已经来到上海，太兴奋了，因为我们从小就在一起。”
陈恭澍与齐庆斌、张作兴的关系，有如“刘关张”一般。前面说过，1938年，齐、张二人曾襄助陈“制裁”王克敏。此后，陈介绍他们去了“忠救军”北方支队。陈回忆说：
“前复兴社华北办事处（华北分社）助理书记齐庆斌兄、前河北省鸡泽县公丨安丨局（丨警丨察局）长张作兴兄，于二十七年受我之邀，奉准后曾参加‘华北忠义救国军’分别出任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同年九、十月间，设于河北宝坻县之华北忠救军总部，被日军攻占，牺牲惨重，齐、张二兄奋勇突围，得以幸免。其后，彼等即潜返北平参与其它工作，笔者已奉派去河内再调回重庆。”
因齐、张二人并非军统在册干部，故陈赴河内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