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656)
在“中训团”受训期间，吴赓恕巧遇他的一个老同学，叫做戴静园。陈恭澍说：
“戴原名星炳，后改名静园，任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故人重逢，常在课余休息时间，找一个清静地方话旧，说来说去就说到了有关汪精卫的事。这是一件大事，稍为关心国事的人，当然要谈。他们是否曾为河内一击的不成功而惋惜，我不知道﹔不过，他们却发出了‘荆轲聂政，而今安在’的感叹。至此，戴静园先生遂即将接到汪某亲信来函邀约前去投伪的事，合盘告知吴赓恕先生。”
陈恭澍说：“赓恕先生一听，由此获得一个灵感，遂即开始计议，并相偕请见戴雨农先生。戴先生接受了他们二人为国锄奸的建议，并嘱立即拟定一个工作计划。计划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由戴静园先生出面，以应邀参加汪伪政权为名，前往上海、南京先会晤关系人陈石生，然后要求陈石生引见汪精卫，再根据实际情况从事进一步的设计。”
这样，受训完毕，吴、戴二人即被戴笠派到上海，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对此，陈恭澍解释说：
“自二十九年春汪某长期留在南京起，负有制裁汪精卫任务的，固定的有两个大单位：一个是由我负责的上海区﹔一个是由钱新民负责的南京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个别派遣’的个人或小型单位，而这些小单位需要支持与辅导，又分别交与上海区或南京区联络，视需要之不同，予以代转函电，拨付经费，运送器材，以及技术顾问等项的协助。再说得明白一点：上海区或南京区其本身所发展进行的关系路线，则具有指挥权﹔而上级交付联络的则不然。正因为上级将工作关系交给上海区联络，所以负责上海区的笔者，得以知悉其中梗概，或者是有关连的一鳞半爪。”
对于沪一区来说，吴赓恕就属于“交付联络”的，陈回忆说：
“吴赓恕和戴静园二位是在二十九年元月抵达上海的。此时上海区已接获戴先生来电指示，嘱即妥为策应，并予以一切必要之协助。笔者这才初次与吴赓恕先生会晤，他给予我的第一印象，一看就像个学者，而谈吐斯文，又代表了他的修养。不过，他在工作技巧上作了保留，那就是他绝口不提戴静园的事。”
说到这里，陈解释说：“在当时我只知道吴赓恕先生的任务是部署制裁汪精卫的工作，并不明了他的关系路线究竟为谁，至于现在所写的，当然羼入了其后所获知的资料。我想这样一解释，也就说明了我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了。”
换句话说，吴赓恕、戴静园二人如何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以及后来失事的原因，陈在当时并不清楚。
刚到上海不久，戴静园就暴露了，对此，马啸天、汪曼云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回忆说：
“1939年9月，军统派少将级的特派员戴星炳到上海负责军统上海区与租界警务当局的联络‘协调’，并伺机刺杀汪精卫。不料,戴到上海后，在谋刺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过程中，暴露了身份，遭到76号的通缉，于是不得不匿居租界。”
马、汪说：“后来由于戴妻泄密，76号侦知他的行踪,将其逮捕，关进高洋房三层楼的优待室。丁默邨和李士群想通过与军统的勾结，暗中合作对付×××。戴当即表示同意，并致函重庆，得到军统局的复函批准。丁默邨和李士群拿到来自重庆的复函，准备让戴过目后即放他，但对来信仔细研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其他字稍粗，而且混杂在整篇的信中。他们把这些粗笔迹的宇连在一起，却得出与全信内容相反的指令。”
马、汪说：“信的原文是批准戴与76号实行合作，而粗笔迹连在一起的意思，却要戴伪装与76号合作，寻机暗杀丁、李，并进而会同军统上海区打垮76号。于是，76号对戴星炳全身重新详细搜查，从其衣服夹层里，搜出秘密文件。76号发觉险些上当，非常恼火，经丁默邨‘签报’周佛海，并经汪精卫批准，于同年底，将戴星炳枪决，刑场也在麦根路、中山北路那个小树林里。”
戴静园这条线断了，吴赓恕只能另外寻找工作路线，否则根本无法接近汪精卫。马啸天、汪曼云说：
“他（指吴赓恕）探悉从前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两个同学陈承纶等都在南京维新政府当汉奸，便邀他们到上海。见面后，吴公开自己的军统身份，要他们去刺杀汪精卫以自赎。因汪精卫曾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教官，吴便要他们利用‘师生关系’投靠汪精卫，先取得他的信任，再进一步做到自由进出汪的卧室，然后找机会，或在汪的床下安放定时丨炸丨弹，或者下毒，将汪处死。吴并警告说，如果不干，将对他们不利。”
马啸天、汪曼云说：“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以凶横著名，同学们都很怕他。陈等与吴阔别多年，但吴余威犹在。他们想如不接受吴的意见，于己不利，接受了又没有胆量去干，觉得左右为难，最后决定向汪精卫告密，让汪对付吴庚恕。”
此时，“七十六号”主事的还是丁默邨，对吴赓恕一案，他着实精心设计了一下：
马啸天、汪曼云说：“丁默邨得知这些情况后，先让陈承纶向汪精卫要一封约自己做秘书的亲笔信，两天后，又让陈承纶打电话约吴赓恕见面。吴约陈到一家旅馆会面。由于约得匆忙，陈无法事前通知丁默邨，只好先去应约，陈承纶见到吴赓恕后，立刻把汪精卫写给他的那封信交给吴。吴认识汪的笔迹，看后十分满意，认为陈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大大地夸奖了他一番。陈承纶表示要先回南京，把伪维新政府那里的工作结束一下，再来上海任汪精卫秘书。这时吴已开始落入丁默邨设下的圈套。”
马啸天、汪曼云说：“陈承纶回南京没几天，就收到吴赓恕的信，要他立即到上海。陈即回上海，先去76号看丁默邨，然后与吴赓恕通电话，吴即约陈见面。这时吴对陈承纶已经信任，因此把见面的地点约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相交的一幢房子。陈承纶把约会地点通知丁默邨后，便如期赴约。吴赓恕和陈承纶见面后，还没说几句话，日本便衣宪兵和冒充法租界巡捕房人员的潘达，及其他76号特务便一拥而入，把两人一起抓走了。”
马啸天、汪曼云还说：“如此逮捕吴赓恕，丁默邨是下过一番心思。吴是军统特务，又是谋刺汪精卫的要犯，汪又知道此事，万一让吴逃跑，76号不仅无法交代，且将从此失去信任。当时76号在租界上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法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人员，大都按月给津贴，彼此声息相通。因此，76号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交道，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
基于上述原因，丁默邨特意玩了一手“花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