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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军统(655)

陈恭澍说:“照以上的险恶情形看来,修元兄实在无法再留下了。虽然舍不得调他离沪,可是为了安全,不得不建议上级请予更调,另派书记接任。电报往返需时,迟至二十八年十二月底,修元兄始化装搭船离沪赴港,另派任务。也为我们留下了长远的怀念。”

郑修元回忆说:“我在沦陷后的上海,自廿七年五月至廿八年年底工作了一年半,奉戴先生电令,于廿九年初经港返渝,在局本部供职。”

在重庆的日子里,有时郑修元还会想起自己的初恋情人绮兰,对此,他的太太自然大不乐意,终于找机会给了他一点“颜色”看。郑回忆说:

“有天星期例假我在家中休息,正在取出一大堆照片检视中,被太太找到一张绮兰给我四张照片中最美丽的一帧(穿旗袍,坐在椅子上的全身照),交给年甫两岁余二儿把玩。我又不好意思,实时抢回。不料一转瞬间,竟被二儿撕毁,内心很不高兴,但二儿年幼无知,太太技巧高明,我亦无可奈何,只有愧对伊人,徒呼负负耳。”

此后,郑修元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八期“深造”,后曾任军统局行动处处长。保密局成立之后,郑转任人事处处长。此时正是陈恭澍走霉运的时候,他曾回忆说:

“这以后,我们曾数度相晤,而我的处境则多在坎坷中,承他(指郑修元)曲意维护,更加使人难忘。”

郑修元离开上海以后,新任书记是前面提到过的王一心。陈恭澍回忆说:

“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兄奉调离沪后,期待了好一阵子的新任书记,终于到职来了,这个职位的确是不可一日无人。新任书记王一新,江苏无锡人,俄国留学生,其经历则不详,只知道是由‘行营调查课’那边编入军统局的。”

陈的这段回忆,后一句是对的,前一句有点问题。

王一新,实际上是王一心,也叫王安之,此人确是cp出身,曾留学苏联,后进入南昌行营调查课,并随调查课转入特务处。但王并不是从外面调过来的——他原本就是上海区的“助书”。

王一心回忆说:“1939年6月,我从重庆经香港到上海,担任军统上海区助理书记。当时上海区区本部很秘密地设在上海法租界爱棠路爱棠新村一所三楼洋房内。区长是四川人赵理君,书记郑修元,督察毛万里。”

从王的回忆看,他的到职,其实比陈恭澍还早一、两个月,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陈到职的初期,他对于沪一区的情况,确实比较“隔膜”,另外沪一区也确实太庞大了,认不过来。

到任不久,王一心就经历了“七一四事件”,不过他的说法与郑修元的回忆不太一样。王回忆说:

“1939年7月14日上午9时,我在爱棠新村区本部三楼整理文件,忽从窗口看见离区部百米左右,有一个可疑的人,隐蔽在爱棠路旁的法国梧桐树之下。他头戴巴拿马式草帽掩没了额角,目戴黑色眼镜,上身穿黑绸子短褂,下穿白绸裤,足上穿一双镂花皮鞋,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黑纸扇,不时在法国梧桐树下徘徊打转,时刻注意我们这里的情况,以及楼下进出的人。”

王回忆说:“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侦探,便派情报编审王世英、刘源深从后门溜出去,绕到麦尼尼路转角,对这个侦探进行跟踪,看他到哪里去?直到上午11点半,这个侦探坐人力车走了,王世英、刘源深急忙也坐上人力车跟踪,一直跟到极司非尔路,看他走进76号去了。”

王一心说:“这天中午12点半,赵理君、郑修元和我,都在区本部午餐,王世英、刘源深气喘喘地走进来报告跟踪情况。赵理君一听,立刻决定通知区本部和所属单位人员,一律离开机关,自找亲戚朋友等关系,‘避风’三天;并由郑修元规定各人临时联络办法。”

王一心说:“所以这天晚上,王天木、陈明楚领着汉奸李士群,会同日本特务机关以及法捕房侦探,破坏军统上海区14个机关,却没有捉到一个人。陈明楚那天晚上就带了一皮箱人事公文,投入汉奸方面去了。”

郑修元走后,王一心被就地提拔为沪一区书记,成了陈恭澍的新搭档。陈回忆说:

“他(指王一心)偕眷来沪,到职后就一同住在新迁入的区本部第一办公室,地点是在法租界善钟路底、海格路转角不远处的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屋子里光线幽暗,有一股阴森之气,久了会产生窒息感,很不舒服。都说,这种环境能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信然,在这里也的确发生点小小的不愉快。”

这种“不愉快”,就是王一心带来的,陈恭澍说:

“王一新兄工作勤勉,处理日常事务非常小心,只是考虑太多,有点丢不开,放不下的样子。对于我的意见虽然尊重,但也有他的固执处。此外,作为一个辅佐人,实在没有什么不称职的。不过,我总觉得他不够爽快,或者说太啰嗦了。”

陈恭澍的这番话,说得比较委婉,但意思很明确,就是嫌王一心不够“听话”。

——前面说过,陈恭澍这个人,唯我独尊惯了,到哪儿都是一人说了算,所有人都只能给他当下级,像郑修元那样,遇事都向他请示;或者像曾澈那样,当小兄弟。所以给他当书记,想彼此相“颉颃”是不行的。因此陈恭澍总看着王一心不顺眼,觉得他有毛病,甚至说他精神不正常。陈说:

“在他(指王一心)的心目中,每一件事都是含有作用的,每一个人也都怀有阴谋,他为了保护自己,就非得战战兢兢,处处设防不可,所以显得神经兮兮的有点不正常。可惜那个时候,还懂不得许多,如果早有认识,我们应该予以谅解才对。”

正在陈恭澍周身不自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军统局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吴赓恕被捕了,戴笠严令沪一区“全力营救”。

关于吴赓恕的情况,陈恭澍介绍说:

“赓恕先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在未参加本局前,曾在南昌行营调查课工作,此一单位原由邓文仪先生领导,改组并入军统局后,赓恕先生成为本局得力干部,前后出任河南站长、广州站长及衡阳办事处主任等高级职位。

按:吴赓恕曾任湖南站站长,陈恭澍的回忆写错了,要不就是出版的时候排字有误。

前面说过,陈恭澍因“绑票案”发作,畏罪潜逃以后,继任天津站站长的就是吴赓恕,此后陈官复原职,吴又已他调,因此陈、吴二人并没有见过面。陈恭澍说:

“吴赓恕先生在民国二十四、五年间,曾担任本局天津站站长,他是我的后任,也是我的前任。此一情节,在,拙著《英雄无名》第一部《北国锄奸》第五节中提到过。就是说,二十三年末我离职后,由吴赓恕先生接掌天津站,二十五年夏,他调职后,我又奉派回任天津站。虽然首尾两次衔接,可是我们并没有见过面。这以后就各事其事去了。”

陈还说:“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吴赓恕)奉调入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我在中训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时,是二十八年七月,其间相隔四个月。此刻,我已派赴上海,惜又无缘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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